《暗访十年，无数次死里逃生（告诉大家你所不知道的城市另一面）》

阿呆

就在小兰走进歌厅的那天晚上，小雯走进了诊所。
　　那天夜晚，圆滚滚的小雯穿着绿色衣服，站在街口，就像街口矗立着一尊邮筒。她眼巴巴地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等待着会有生意来临。她没有等到生意，却等到一辆警车。
　　那辆警车刚刚在拐角的地方出现，妓女群中就有人发出一声尖利的叫喊，立刻，就像狂风吹起遍地落叶，妓女们向四面八方逃避。小雯被无数的高跟鞋和白皙的大腿卷裹着，卷裹进了一条小巷。在狭窄的小巷里，她肚子突然一阵绞痛，跌倒了。
　　人们都在躲避，没有人顾得上她，小雯岔开双腿坐在地上，感觉到有一股暖暖的水流，从下体流出来，洇湿了裤头。然后，一股钝疼覆盖了全身。她倒在地上哭了起来。
　　然而，那天夜晚的那辆警车只是路过这里，它呼啸着从巷口驶过，很快就消失在视线之外。小雯一直哭着，她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血液？为什么会痛彻骨髓？
　　几名返回身的妓女看到这种情景，七手八脚地搀扶起小雯，将她送进了附近一间小诊所里。小诊所施八尺屏障，郎中人坐屏障中，一人，一桌，一椅，一床，一柜，一听诊器而已。
　　当时，小雯没有想到，此后她会与这个江湖郎中有了那么多的故事。
　　妓女们都走了，小诊所里只剩下小雯和这名江湖郎中，一名40多岁的男医生。白大褂穿在他肥胖的中部隆起的身上，让他看起来不像一名医生，倒像是一名劁猪的。几十年前走村窜乡给猪做绝育手术的人，也喜欢穿着白大褂。现在，这种职业已经绝迹了。
这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诊所囊括了医院所有的科室，这个40多岁的男人将医院所有职务荟萃一身，他声称既可以给小孩根治尿床，还可以治愈成年男子的阳痿早泄；他既可以让癌症患者起死回生，还能够给不育妇女再造福音。在所有城市的城中村，我们都能见到这样的小诊所。10年前，那些打工者，年老的，年轻的，男的，女的，患病也都会选择这样的诊所。这样的诊所尽管医术极差，但是，最关键的是收费低廉。那些公立医院的高楼大厦，让囊中羞涩的打工者望而却步。

　　郎中查看了小雯两腿之间的血液说：“你流产了。”
　　那时候的小雯还不知道自己怀孕了，她只是经常感到肚子鼓胀，她想，可以是自己吃胖了，“再也不能吃了，再吃就胖得难看了，没有客人喜欢了。”从四川大凉山出来的小雯，她的性启蒙和性经历全部是嫖客和那个赌徒丈夫给予的，她只知道男女之间的那种事情，她不知道那种事情会产生多么严重的后果。
　　小雯没有钱，她所有的钱都给了那个赌徒。郎中说，从小雯一进来他就猜到了小雯是干什么的，如果没有钱，可以，但是小雯要做他的朋友，他要小雯随叫随到。
　　阅人无数的小雯对男人的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举动都洞若烛火，她知道他想要什么，她答应了。
　　小雯在郎中的诊所里睡了三天，这三天里诊所只来了三名病人，一名买止痛片的，一名买创可贴的，还有一名问了问自己的病情，然后转身离开的。小雯问郎中：“生意这么差，你靠什么生活？”郎中笑着说：“我一月只做两三单大生意就足够了。”

　　三天的朝夕相处，让小雯觉得这个比自己大了30岁的男人，确实是爱惜自己。夜晚，他睡在自己的身边，只是抚摸，并没有强迫她做不能做的事情。三天后的早晨，感觉轻松了许多的小雯说：“需要我的时候，你就打我的电话。”
　　长期生活在恐惧与痛苦中的小雯，一点点安慰和关怀就让她愿意以身相许，而身体也是她唯一的财富和报答的本钱。
　　回到家中，丈夫正在等着她，她还没有说一句话，就遭到劈头盖脸的打骂，这三天里，丈夫泡在一家藏身地下室的麻将馆里，身上最后的一角钱也输光了。
　　挨打过后，小雯拖着虚弱的身体，摇摇晃晃地站在了街上，等待着有人走过。
　　在和小雯交谈的过程中，她说，她曾经很多次幻想会有人带着她离开这里，永远离开这里，再也不要回来。可是，那些男人完事后，把钱摔在她的身上，一言不发地离开了，没有人愿意带着她离去。这个世界上的男人都很绝情，她恨他们。

　　有时候，她幻想着回家后见不到丈夫，永远见不到丈夫，丈夫被人砍杀了，被人活埋了，可是他第一天不回来，第二天就会回来。她绝望了，她只能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着，等待着生命的最后一天。
　　郎中的出现，让她长夜漫漫的天空出现了一缕亮光。

阿呆

同样的一种疾病，民营医院的收费标准比正规医院要高出好几倍。每次去民营医院暗访的时候，都能看到那些傻傻的病人在民营医院交钱买药。其中绝大多数是年轻女孩子。我真想不到，有了疾病，为什么不去医术高超收费低廉设备先进的正规医院，而偏偏要去民营医院？是不是她们钱很多？是不是她们根本就不在乎多掏几倍的钱来看病？这些傻女人！
　　就在上个月，我认识的一个女子走进了民营医院，民营医院检查出了盆腔炎，并且说，如果不赶快治疗，以后会引起不孕不育。我的这位朋友听信了民营医院医生夸大其词的说辞后，吓坏了，掏出了一张银行卡，医生划走了卡上仅有的1800元，并要求她第二天再来缴纳剩下的2000元。当天晚上，这位女子向出差回来的丈夫说明了这一切，丈夫非常恼火，第二天走进这家民营医院，要回了剩下来的1400元。此前，医院开了一盒没有听过名字的药，就要了400元。后来，这名女子去了一家正规医院，仅仅花费100多元就只好了并不严重的盆腔炎。

　　有病别进民营医院！
　　也是在郎中那里，小雯学会了“套中人”的生活。此后，她的背包里除了手机，再有一个必不可少的东西就是套套。
　　郎中的医术在小雯身上实验成功后，开始了专治性病的生意。很快，他的生意非常好。经常的夜半的时候，还有一些开着小轿车的人鬼鬼祟祟地敲门，郎中一手交给他们廉价的高锰酸钾和青霉素，一手接过他们大把大把的钞票。郎中的服饰也发生了变化，他也开始穿起了高档西装。即使在给患者看病的时候，也舍不得脱下来。
　　有一次，小雯问：“你这是什么牌子的西装啊？”
　　郎中说：“皮包鸡蛋。”
　　小文没有听过这种西装的牌子，但是她想一定很贵。后来，小雯才知道郎中说的是皮尔卡丹。
　　发迹了的郎中成了这条街道上的知名人士，他从街道上走过去，一路都有人讨好地问候他，经常会有漂亮的妓女们找他，他一边治病，一边交易，渐渐地，他很少再联系小雯了。他有的是大把大把的钞票和大把大把的漂亮妓女。

　　不久，这条罪恶之街又增开了两家性病诊所，家家生意都很好。
　　而小雯和绝大多数老老实实单纯卖淫的妓女，生意依然不好。
　　麻将馆聚众赌博终于案发了，有一天，来了一群警察，将那家麻将馆端掉了。小雯丈夫“失业”了。
　　“失业”后的小雯丈夫无所事事，每天除了对着墙壁发呆，还是对着墙壁发呆。麻将是他生活的唯一内容，而现在，生活枯燥的他形同枯槁。
　　有一天，这个赌徒丈夫袖着双手在大街上晒太阳，看着街道对面的墙壁，没有麻将的生活让他变得憔悴不堪，他的生活没有了任何盼头和希望。突然，几个以前经常聚赌的牌友看到了他。他们兴高采烈地飞向他，就像几只苍蝇飞向另外一只苍蝇一样。

　　那天，就在这温暖的阳光下，几名垃圾们酝酿了一个赚钱的计划。小雯是他们的赚钱机器。
　　当有一天，我打电话给小雯时，小雯说，她去了火车站上班。在每个城市里，火车站都是藏污纳垢的地方。
　　10年前的那个冬天，每当黄昏来临的时候，小雯就把自己打扮得妖艳风骚，和几个同样年轻的女子一起出去，游荡在火车站前面的广场上。当地人叫她们“夜莺”。她们看到单独行走的男子，就主动贴上去，以住旅社或者做按摩为借口，将这些拖着拉杆箱或者背着行李包的外地男子引进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地下旅社里。
　　这家旅社在真正的地下，即使大白天也要开灯，进出口都只有一个。这家旅社的房间都很狭窄矮小，一间间房间由一层三合板隔开，这边咳嗽放屁打喷嚏，那边听得清清楚楚。小雯们将外地男子引进房间后，就关上房门，然后，就出现了男子想要出现的画面，小雯们脱下了衣服，接着……房门突然被撞开，几名凶神恶煞的男子拿着砍刀进来了，像拎起一只小鸡一样拎起外地男子的衣领，恶狠狠地说：“你竟敢强奸我老婆！把你送到公安去。”男子自然会讨饶，他们就威胁说要砍下一条腿或者胳膊什么的……最后的结果是，男子被洗劫一空，灰溜溜地逃出地下室，他们在后面跟踪，不准男子回头，直到男子在地形复杂人流穿梭的火车站彻底迷失了方向，他们才会离开。

　　这种强盗式的诈骗方式已经存在很久了，也是最没有技术含量的诈骗方式，然而，却总有人屡屡上当。悲哀啊，悲哀！
很多妓女都吸毒。
　　吸毒的女人有两种，一种是被大家宠着的人，她们觉得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谁也干涉不上，她们自认为自己血统高贵，兰心慧质，别人只能仰望着她，她们是这个社会游戏规则的制订着，比如歌星们，当别人只能生一个孩子的时候，他们叫嚣要生育三胎四胎，她们有钱让有关部门罚，她们自认为素质高雅，应该多生几个以便改变这个民族的素质。她们想吸毒就吸毒，在朋友的生日晚会结婚纪念日甚至儿童节妇女节等等一些特殊的日子里，她们之间互相请吸毒，这应经成为了行业内的规则。还有一种吸毒的女人是妓女，她们长期过着压抑变异的生活，她们对这个社会充满了失望和仇视，越是明文禁止的东西，她们越要尝试。

　　小兰吸毒后，才知道妓女中有很多人也吸毒。
　　小兰的男朋友周辉是一名毒贩，他是那个贩毒网络中最低端的一名马仔。他从“洪长青”那里买来毒品，然后加价卖给这条街巷的妓女们，从中牟取暴利。在他们租住的那间房屋里，经常会有妓女上门来买毒品。妓女们没有更多的钱，她们最多也只能买到几百元的货。没有钱的时候，毒瘾发作，只要别人能让她吸一口，她们甘愿用身体来交换。
　　但是，小兰和周辉有钱。小兰曾经多次提出搬迁到附近窗明几净整洁宽敞的居民楼里，但是周辉不答应。居民楼治安严格，妓女们来来往往，一定会引起保安和物业们的注意，贩毒，这可是蹲监狱掉脑袋的事情。
　　小兰厌倦了这种昼伏夜出像土拨鼠一样的妓女生活，她说她想和周辉好好过日子，过正常人的日子，嫁给周辉，生个孩子，可是周辉总是以种种借口拒绝。很多天后，人们才知道，周辉有老婆有孩子，不过他们生活在另外一个城市里。小兰只是周辉的临时老婆。

　　长相甜美又有钱的小兰成为了这条街巷的红人。几乎所有妓女都认识她，也认识周辉。但是，妓女们经常听到两人在打架吵架，他们生活很不和谐。
　　这条街巷另外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是唐姐，唐姐依然每天恪尽职守，辛勤工作，但是，由于人老珠黄，少人问津。几乎所有妓女从唐姐的身边走过，都会鄙夷地望她一眼，她们嘲笑她“这么老了还出来卖？”她们不知道，唐姐的今天就是她们的明天。
　　有一天早晨，我刚刚上班，热线部的接线员就告诉我说，那条街巷发生了一起杀人案。
　　那条街巷在这座城市非常有名，它就是色情的代名词。我赶到案发地点的出租屋时，看到那里围了很多人，都像鸭子一样伸长脖子向里看，一名警察在忙忙碌碌地查看现场，其余的警察在维持秩序。我看到床上放着一具尸体，传单已经被血迹染红，地面上还有暗红色的血渍。墙角放着一双鞋跟很厚的鞋子，我突然有了一种不详的预感，尸体的身上盖着几张报纸，我走过去揭开，突然就看到了那张漂亮脸蛋上的几颗细小的黑痣，她是小兰。

　　我心中一沉，一阵悲凉涌上心头，鼻子酸酸的，眼泪差点就要掉下来。就在前几天，小兰还在电话中气愤地对我说，她想和男朋友结婚，可是男朋友总是不答应。没想到，再见到她时，已经阴阳两隔。
　　警察介绍说，小兰是她的男朋友周辉杀害的。就在今天凌晨，两人争吵，印发到打架，周辉用菜刀将小兰杀死。
　　后来，周辉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责，供出了他贩毒的上线“洪长青”，还供出了假钞贩子大胖子。
　　据介绍，这两条线索中，涉案犯罪分子多达30多人，警察出动，将他们一并拿下。

阿呆

就在小兰死亡后不久的一天，小雯也出事了。
　　小雯出事的那天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那是冬季少有的一个好天气。我走在大街上，暖融融的阳光照耀着我，让我感到通体透亮，轻盈舒畅。一只乌鸦站在街角的一棵柳树上，长声聒叫，长长的尾翼一起一伏。10年前，城市中偶尔还能见到这些鸟类。而10年后，它们绝迹了。它们飞翔到了更遥远的人类无法触及的地方。北方的森林和南方的海岛。
　　我正凝望着乌鸦，突然电话铃声响了，报社通知我去火车站采访。那里，警察准备去查封一家旅社。而报料人是派出所的通讯员。

　　我急急忙忙登上了开往火车站的公交车，车厢里很拥挤，散发着一股大蒜的气味。而公交车又很破旧，一路都在哼哼唧唧，就像一个哮喘病人。车厢里一个坐在老弱病残专座的胖女人，用纯正的普通话说：“这种车还在用？要是在我们北京，早就报废了。”这句话让我对首都北京充满了无限崇敬。
　　我很快就忘记了那只乌鸦。我一路都在想着和警察一起去查封黑点的惊心动魄的场面，我知道，火车站的店铺，没有几家不是黑店。
　　到了火车站，找到了那家地下旅社，看到两个警察站在出口，他们看过了我的证件后说，警察已经进去了，正在查封。
　　我跑下台阶，看到长长的走廊尽头，蹲着一排衣着短小、披头散发的女子，一名警察正在给她们训话。最边上的一个女子抬起头来，我惊讶地看到，她是小雯。小雯的脸上写满了惊恐不安。她看到我，羞愧地低下了头。

　　然后，在另一个房间里，我看到了小雯的丈夫，那个又黑又瘦，像一个饿死鬼一样的男人，他和另外十多个男子蹲在地上，一言不发，他的脸上满是木然。他看到我，又冷漠地转过头去，他已经忘记了我。
我突然想起了街角柳树上的那只乌鸦。小时候在农村经常听老人说：“喜鹊报喜，乌鸦报忧。”信夫！
　　当天下午，在车站派出所里，一名警察解说了案情。
　　昨天夜晚，一个外地游客来到火车站，拖着拉杆箱，箱子里放着两万元钱，这名游客准备用一月的时间游览西北几座城市。那时候，使用银行卡的人还比较少，就算有银行卡，在西北一些边远的小城市，也无法找到自动取款机。
　　这名热爱大自然的年轻驴友在火车站遇到了一名拉客女，拉客女号称她所服务的酒店提供一切优质服务，包括代订机票车票，按摩洗浴，棋牌娱乐等等。年轻驴友相信了，跟着拉客女来到了地下旅社。
　　一走进地下旅社，看到那些散发着霉烂气味和脚臭气味的小房间，年轻驴友就意识到上当了，要求出去，但是遭到拉客女的纠缠，接着，小雯丈夫和几个穷凶极恶的男子出来了，故伎重演。年轻驴友的两万元被抢光了，还遭到一顿毒打。
　　年轻驴友被他们赶出了地下旅社，很快就被淹没在来来往往的人流中。他们以为这次会像此前的很多次一样，平安无事。但是，他们低估了年轻驴友分辨方向和辨识路径的能力。一名巡逻的警察过来了，年轻驴友反映了自己的遭遇。

　　很快，车站派出所的警察出动了，查封了这间地下旅社。

阿呆

采访小雯是我在这座北方的城市所做的最后一次采访。在派出所那间滞留室里，小雯向我说起了自己这几个月的经历，她说自己就像做了一场噩梦，“做什么都比做站街女好。”小雯说如果能够重新选择生活，她会在老家大凉山的寨子里，唱着山歌，和一群女孩子在山脚下的溪水中洗衣服。外面的世界有着太多的诱惑，外面的世界又有着太多的危机。
　　那天夜晚，我回到报社，刚刚写完稿件，提交给编辑部，主任就叫我去他的办公室，他说：“我准备去南方了，你去吗？”

　　我想起了我刚刚进入报社的那些场景，主任站在我的身后看着我吃面条，主任抱着暗访乞丐群落回来的我泪流满面……士为知己者死。我说：“我也走。”
　　几天后，我们就来到了南方一座城市，开始了另一种奋斗人生。
　　大概是在三年前，有一次我去这座城市的一家三甲公立医院看病，中午吃饭的时候，我躺在过道边的长椅上休息，把报纸盖在脸上。就在我朦胧睡去的时候，我突然听到了身边有人说话。
　　一名女子说：“大叔，您看什么病？”
　　一个男人苍老的声音说：“身体不合适，腿脚老是疼，医生检查说是骨肉瘤。今天来换药。”

　　我心中一惊，骨肉瘤就是恶性肿瘤，是癌症。我一下子睡意全无。
　　女子说：“我去年也是得了这种病，花了很多钱，都没有看好。后来，在一个乡亲的介绍下，去了附近一家医院，花了很少的钱，就看好了。”
　　我听了，心中狠狠地骂了一句：真操蛋！癌症你们居然也能治好。这分明是一个可恶的医托啊，这是赤裸裸的骗子。我拿掉脸上的报纸，想呵斥几句这名医托，突然惊呆了，面前的这个人浑身滚圆，她居然是小雯。
　　和几年前比起来，小雯一点也没有变，唯一的变化是脸上多了几道皱纹。
　　小雯也看到了我，脸上带着惊喜与愧疚。
　　这座城市曾经是全国打工者都很仰慕的圣地，人们赶往这座城市，就如同过江之鲫。几年前，这是一座传说中遍地是黄金的城市，当我来到这里淘金的时候，小雯也来这里淘金。
　　小雯说，在火车站被抓后，她被劳教了一年时间，放出来后，她生活无着，去找郎中，她恨死了妓女生活，她即使去死，也不愿意再去做妓女。
　　当时，郎中的生意越做越大，他用高锰酸钾和红霉素换来了百万身家，他的手下有了几名医生和护士，他们中有的是以前的赤脚医生，平生最擅长用止疼片和红汞碘酒；有的是江湖上卖狗皮膏药和大力丸的，嘴上功夫比医术更为高超。
　　郎中收留了她，让她做了诊所里一名清洁工。
　　后来，西北的那座城市大力整顿医疗市场，郎中没处安身，就带着这一帮子走江湖的人，来到了南方这座城市。在南方，他们挂靠着一家著名民营医院，给那些送上门来的傻傻的患者治病，但是，生意总是入不敷出。
　　后来，郎中考察了多家民营医院后，深受启发，就让医院所有勤杂人员，走进国立医院里，当医托拉客。
　　小雯就这样做了一名医托。
　　也是在那年冬天，春节前夕，我去西北那座城市，又一次来到了那条罪恶之街。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就会来到那里，我不知道昔日的那些妓女们都怎么样了？她们一定变老了，她们还在吗？
　　那条城中村的街道已经被彻底拆除，代之而来的是一幢幢摩天大楼。大楼里出出进进的是衣着光鲜的办公室白领，和穿着制服的保安。当初的那些妓女们，她们去了哪里？她们现在过着怎样的生活？
　　几年前，我关于这座城市，关于这条街巷的所有记忆，已经被岁月抹去。

　　我有些伤感。
　　我独自在街边走着，走进了路边一间小商店，突然看到了站在柜台后的唐姐。唐姐脸色白皙，发髻高挽，和几年前的邋遢相比，判若两人。唐姐也看到了我，显得很惊讶。
　　唐姐说，就在我离开这座城市的第二年，这条街道被拆迁，妓女们都做鸟兽散。她做了几年站街女，没有存到多少钱，她实在不想再过那种暗无天日的生活，就从家中亲戚处借了几千元，开了这间小商店，一直经营到现在。
　　“堂堂正正做人，真好！”唐姐说。

阿呆

【第三章：暗访血奴群落】
　　就在我准备来南方闯荡的第二天，我突然接到了妹妹的电话。妹妹在电话中说，父亲的疾病又发作了。
　　父亲是一名农民，为人老实，与人为善，他一生没有和任何人吵架过，即使遇到不平和委屈，也默默地埋藏在自己肚子里。他对生活的要求很低很低，一件衣服可以穿十多年，一双袜子补了又补。他总是教育我：“做了能说出去的事情，再做；做了不能说出去的事情，不要做。”
　　父亲和这个国家的大多数农民一样，性格淳朴，与世无争，只想平平安安度过一生，只想着儿女们能有出息，能过上好日子。父亲一生坎坷，小时候因为家穷，没有上过一天学，后来跟着村中的民办教师，学会了识字算账。父亲是农村那种明事理、懂法规的长者。在北方农村，每个村子里都有一两个这样的人，当人们遇到难缠的难办的事情时，都会找他们出主意。这样的人在北方农村被称为“能行人”。

　　但是，“能行人”父亲一生贫困，他从来没有在食堂吃过一顿饭。北方农村把街道上的饭馆酒店统一叫食堂。他非常勤劳，省吃俭用，每天累得像一头老牛，却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和那时候的所有农民一样，父亲没有意识到这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出现了问题，而把这一切都归结于命运。
　　我们家的经济在我参加了工作后，才略微有些好转。当时我每月工资三四百元，每月给家中积攒100元，父亲用这100元买种子化肥农药，缴纳电费水费提留款，缴纳道路修建费教育附加费等等各种费用，这样一年下来，我积攒的钱都补贴家用了，而家中日子还是没有多大变化。
　　农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努力劳动，还是忍受着贫穷？后来，湖北一位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用“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触目惊心的语言，描述了一个凋敝破败、苟延残喘的中国底层农村景象，人们才了解到了农民的悲惨处境。
　　就是在农民最苦最穷的那几年，父亲染上了疾病。
　　我在县城工作，县城距离家乡有几十里路，坐一个多小时的班车，下了班车后还要走一个小时的山路，所以我平时很少回家，不想走那么远的山路，更舍不得花费那几元钱的车票钱。
　　那年冬天，相隔了好几个月后，我回到家中，突然看到父亲的背上隆起了一个大包，将棉衣高高撑起，我问父亲脊背怎么了？父亲平静地说：“没事没事，不就是长了一个疙瘩。”我又问母亲，母亲说，父亲背上的疙瘩已经长了好几个月了，她一直劝父亲去医院，可是父亲舍不得花钱，就一直拖着不去，最近这一个月长得很快。
　　我预感到病情不好，就强拉着父亲去医院，父亲还是不去。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家中仅有几十元钱，还要等着交电费，买食盐。父亲也预感到自己的病情可能不好，可能要花费很多钱。而当时的医院，正是医生大肆收红包，乱开大处方，乱收费，痛宰患者的年代。
　　那天，我将父亲拉进医院里，医生检查后说，属于癌症。不过立即做手续，也许还有救。
　　父亲躺在医院的病房里，我奔走在县城的大街上，向每一个熟悉的和不太熟悉的人借钱。我向别人说着父亲的病情，说着说着就会流下眼泪。但是，那时候的人们也都没有多少钱，奔跑一天，也只能借到几百元。我现在还能记得，有一天夜晚，我坐在一幢大楼的台阶上，伤心得嚎啕大哭。后来哭累了，又摇摇晃晃地站起身，去医院看望父亲。
　　后来，在一位朋友的担保下，我去银行借了几万元，才让父亲顺利地做完了手术。
　　手术结束后，我以为父亲身体彻底恢复了，没想到，现在又旧病复发。
　　妹妹带着父亲来到了省城。那时候，我租住在城中村一间非常狭小的房间里，房间里仅仅放着一张单人床和一张桌子，就占据了大半空间。每天晚上，我会爬在这张桌子上写稿件写小说，累了就躺在床上睡个囫囵觉。我身上背着几万元的借款，几万元的借款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必须拼命工作。
　　父亲和妹妹来到后，我把桌子放到了屋外的过道上，父亲睡在床上，我和妹妹在地上铺张报纸，就睡在地板上。半年没有见，父亲瘦了很多，双颊塌陷，原来非常强壮的身体，现在瘦成了一把骨头，看着让人心疼。父亲那天晚上一直没有睡着，我也没有睡着，只有还不懂事的妹妹睡得正香。我看着床上瘦小的父亲，眼泪一直在流。父亲每隔一会就会翻身，长长地吐一口气，癌症病人都会非常疼痛，父亲害怕我担心他的身体，一直咬牙忍受着刺骨的疼痛，一声也不吭。

　　天亮后，我们走在通往医院的街道上，父亲一直用左手扳着右肩胛骨，腮帮子高高鼓起，我问父亲怎么了，父亲说：“没事没事。”我明白，父亲一路都在咬牙忍受着钻心的疼痛。而右肩胛骨，正是病灶所在的地方。
　　10年过去了，我常常能够想到父亲痛苦地走在大街上的这个情景，每次想起来，就泪水盈眶。
　　来到医院，医生检查后，避过父亲对我说：“已经到了癌症晚期，癌细胞已经扩散了。”医生还建议住院化疗，但是我知道，一切已经晚了。再说，化疗需要几万几十万，而我一个小记者，当时每月仅有一千多元的收入。
　　我和父亲、妹妹走出医院，来到了大街上一间照相馆里，此前，因为没有钱，我们从来没有照过全家福，现在，终于能够在一起照张照片，可还是不完整，母亲没有在。后来，全家没有再在一起照过相片，这让我终生遗憾。

　　从照相馆走出来，我带着父亲走进饭馆，父亲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去，说回家做饭，花这么多的钱干什么。我有些气愤地把父亲推进饭店，三个人吃了三碗炒面。父亲吃得很香，那是他今生唯一进饭馆吃饭的一次。

阿呆

我在火车站广场边的屋檐下等候了三天，血头终于出现了。
　　其实，在没有和血头对话前，我已经知道了他身份可疑。他每天都会在我的面前出现几次，来来去去，装着不经意地望我几眼，而每当我们的视线相遇时，他就赶快闪开，装着若无其事地望着远方。他的穿着很普通，夹克衫黑西裤黑皮鞋，留着寸头，我无法知道他的职业，但从他的举止中看出来，他绝对是一个可疑人物。
　　他不找我谈话，我就一直装着没有发现他。
　　两天来，我们好像都在考验对方的耐心，看谁最先撑持不下去。第三天早晨，他终于忍不住了，他蹲在了我的身边，向我要打火机点烟。我替他点着了香烟后，他长长地吐出了一口烟后，问我为什么睡在火车站。我谎称来这里投奔老乡打工，但是老乡一直没有联系上。那时候我还没有手机，我只有一个数字传呼。那时候的一个手机上千元钱，几乎等于我一个月的工资。我要积攒工资来还债。
　　他又问我从哪里来的。我说来自河南。河南人是中国的吉普赛人，他们吃苦耐劳，足迹遍及全国，在我出生的那个小山村里，就有好几个来自河南的手艺人，他们在村庄里入赘做了女婿，我跟着他们也学会了河南话。
　　我接着说，来到南方好几天了，身上的钱也快花完了，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现在想买张车票，钱都不够了。他说：“给你介绍个工作，想不想去干？”我装着惊喜地说：“当然愿意。哎呀，大哥你真是我的衣食父母啊。”
　　他说，他开有工厂，工厂在距离这里上百里的一个县城里，工作很轻松，“几乎就是坐着收钱。”
　　“大哥是说做会计吧？”我装着不解地问，“我可不会算账啊。”

　　他笑了笑说：“和会计差不多，但不用你算账，到了地方你就知道了。”
　　抽完了那根烟后，他就起身离开了，我背着蛇皮袋子，晃晃悠悠地跟在他的后面，我不知道他会把我带往哪里，也不知道前面会有什么在等着我。我隐约感觉到，他可能就是传说中的血头。
　　他买了两张车票，车票的价格80元。而80元的车票，在我出生的那个省里，足以从省城坐到全省任何一个地方。这次，我又要和报社失去联系，而我去往的，是一个更加陌生更加遥远的地方。
　　那趟长途汽车一直行驶了四个多小时，南方地势平坦，和北方的道路完全不一样，长途汽车行驶在南方的旷野上，就像一叶扁舟行驶在万顷碧波的水面上，轻快而平稳。透过车窗，我看着窗外的风景，感觉到南方确实很富裕。北方的村庄都是低矮的房屋，而南方村庄是一幢幢拔地而起的楼房。北方的乡村道路上行走的是牛车和马车，而南方则是疾速而过的小轿车。北方的村庄上空飘荡的是袅袅的炊烟，而南方则是工业烟囱冒出的烟雾。北方的麦田里是农民挥舞镰刀的汗涔涔的背影，南方的稻田里突突奔走着联合收割机。南方的农村比北方农村至少要先进50年。

　　四个小时后，我来到了一个依山傍水的村庄里，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村子属于和省会城市完全不同的地区。这里距离省会城市足有200多公里。
　　引领我的那名男子站立在一幢楼房门前，吆喝了一声什么，从里面出来了一个50岁左右的男子，他留着黑白夹杂的短髭，将我带进了这幢三层楼房里。
　　我将要在这个完全陌生的楼房里，开始自己一段完全陌生的生活。

阿呆

　我走进楼房，突然惊恐万状，一楼的过道上拴着三只身躯高大威风凛凛的恶犬，每只恶犬都有小牛犊那么大。它们吐着血红的舌头，圆睁着眼睛望着我，舌头上的唾液一滴滴落在地上。它们向前弓着身子，拴在脖子上的皮条几乎要被崩断了。它们嘴巴里发出威胁的低吼声，声音就像闷雷一样在这幢楼房里回荡。小时候在农村生活，我对狗有了一些了解，那些长声嘶叫的狗往往色厉内荏，而这种闷声闷气的狗才是最厉害的，它们像狼一样，一张口就咬向咽喉。我不知道这幢楼房为什么会养这么多只恶犬，难道楼上藏着不愿让人知道的秘密？很多天后，我才听一位血友说，这些狗每天都吃不饱，为的是随时保持杀气和攻击欲望。

　　黑白夹杂的短髭喊了一句什么，三只恶犬都退后了，让出了中间的过道。我胆战心惊地穿过去，跟着短髭走上楼梯。二楼的几间房门都打开着，每个房间里都有七八个无精打采的男人，他们有的躺在双层木板架子床上，有的懒洋洋地坐在地上打哈欠，还有的围成一堆在玩扑克。我又跟着短髭走上三楼，三楼的人能少些，但是一个个看起来都神情萎靡，好像一副还没有睡醒的样子。短髭带我走进了一个房间里，指着一个木板床位说：“你以后就住在这里。”然后，独自离去。

　　房间里还有一个少年，他正坐在床板上望着窗外，看到我走进来了，只默然地看了一眼，又回头眺望远方。远方是青山绿水蓝天白云，然而，这间房屋的窗口钉着粗粗的铁条，就像监狱一样，少年只能透过铁条在远方的风景里神游。
　　少年的眼神很忧郁。
　　这是什么地方？这些人是干什么的？这里是不是传销的大本营？我想问少年，可是看到少年忧伤的神情，我又住口了。可能，他知道的并没有我知道的更多。
　　我铺好床位，发给了少年一根烟，少年双手接过去，然后猛吸一口，仰起头来，眯着眼睛，一副很陶醉的神情。烟雾一缕一缕地从他的鼻孔吐出来，他幸福地摊开四肢，喉结上下滚动。真想不到，这个少年居然是一个资深烟民。

　　少年说，他也是今天才来到这里，只比我早几个小时。他不知道这里是干什么的。他是在捡拾垃圾的路上被两个男人带到了这里。
　　少年的老家在云南。
　　这幢大楼里一定掩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我想关上房门，却发现这些房间根本就没有门。
　　既然来到这里，就不管那么多，这些秘密以后都会慢慢揭晓的。我向窗外望去，看到这里是丘陵地带，这幢大楼的附近还有几幢房子，再远处还有一座村庄，此刻，村道上还有模糊的人影和车影经过。阳光照射在窗外一棵不知名的大树上，把斑驳的树影投射在杂草丛生的地面上，几只鸟隐藏在枝叶间竞相啼鸣，声音又脆又甜。和我暗访过的那个帮主居住的窨井不一样，这里是阳光照射的地方，这里人烟稠密，他们不会对这么多人下毒手，他们也没有剥夺我们生命的理由。

　　我躺在床上，从背包里拿出博尔赫斯的小说在看，这个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馆长的小说实在是对我们智力的挑战和考验，他的小说晦涩难懂，却又意境幽远，你只能像咀嚼橄榄一样，一个字一个字地阅读，你才能读出其中的韵味，而且，你每读一次就有一次的收获，每一次的收获都不一样。阅读他的书籍，就像拿着一个魔术中的方盒一样，每打开一层，就有一个发现；再打开，又有新的发现；你永远无法知道它的内核是什么，是什么宝藏。有人说，作家的书籍是给读者看，而博尔赫斯的书籍是给作家做。博尔赫斯是作家的老师。

　　看了还没有两页，楼下突然响起了一声大喊：“开饭了。”
　　立刻，楼梯间想起了杂沓的脚步声，还有人兴奋的叫喊声。我和少年也走出房屋，来到了二楼，却发现二楼的楼道里站满了人，自觉地排成两行，在中间留出一条过道。他们的手中都拿着碗筷，只有我和少年的手中空空荡荡。
　　二楼最里间是厨房。
　　人群中一片吵杂声，说话声，叫骂声，像煮滚了一锅粘粥，又像刚刚打开了鸟笼，突然，从一个房间里传出一声威严的咳嗽，人群立刻变得静悄悄，所有人都闭上了嘴巴。

阿呆

楼道里出现了一个光头，头皮铮亮发黑，就像生铁铸成。光头肌肉很发达，就连脸上也是肌肉饱绽。那时候还是春季，天气还不很热，而光头穿着一条坎肩，露出膀子，下身着短裤，小腿上毛发杂乱。光头大概刚刚睡醒，他边走边打呵欠，伸着懒腰，向上摆动着双臂，双臂上的肱二头肌像小老鼠一样乱窜。这种形象让我想起了《水浒传》中的镇关西和泼皮牛二。
　　光头穿过楼道，也穿过所有人敬畏的视线，走进了厨房里。我悄悄地跟在他的身后，看到他从碗橱里取出一个大号的搪瓷盆，径自拿起炒勺，在饭锅里挑挑拣拣，将自己喜欢的饭菜盛在搪瓷缸里，然后端着离开了。
　　一直到他走进了自己的房间，关上房门，这幢楼里唯独他的房间是有房门的。其余的人看到他进了房间，才一拥而上，争先恐后地伸出手中的饭碗，厨师拿起饭勺，给每个饭碗里盛上饭菜，有人嫌少，不愿意离开，厨师就用饭勺狠狠地敲击他的饭碗，他只能撅着嘴巴低垂着头无奈离开。
　　这些人中，年龄最大的足有50岁，而最小的仅有十几岁。
　　我不知道他们是血奴还是传销。因为此前我暗访过传销，曾在一个传销窝点卧底一个礼拜，他们的组织方式和组成人员与这幢楼房里的人很相似，他们是一群乱糟糟的老鼠。
　　我和少年没有饭碗吃饭，只能看着别人端着饭碗大口大口吞咽。终于，饭堂里没有人了，我走进去询问厨师，厨师从案板下翻出两个搪瓷碗，碗里残留着不知什么年代的饭渣，已经发生了化学反应，变成了绿色。我们把搪瓷碗冲洗干净，将剩下的饭菜刮出来，放进搪瓷碗里，几丝红萝卜，几根咸菜，几片包菜，再有一小勺米饭。

　　我们端着饭碗走进自己的房间。
　　我吃不下去，我的眼前一直出现饭碗里那堆像大便一样的绿色东西，那是什么，那是谁留下来的，这个人有没有肝病或者别的什么传染病，我心中惶恐。而那个少年一直吃得很香，他埋头在饭碗里，等到再抬头的时候，嘴角沾着几颗米粒，而饭碗已经空了。
　　过了几分钟，从门外走进了一个20多岁的男子，大拇脚趾上挑着拖鞋，走路一摇一摆，就像一只寻窝下蛋的老母鸡。他走进了房间里，没有看我们一眼，叉开双腿，坐在了床板上。然后，他以一种老江湖的口吻问我们：“哎，过来，都是哪里人？”他说话带着浓重的河南口音。
　　我陪着笑，赶忙敬上了一颗烟。他用两根指头夹着，看了看香烟牌子，然后别在了耳朵上。在来这里之前，我为了冒充河南人，专门买了一盒四元五角的河南出产的红旗渠香烟，放在口袋里，以备打点各路“神仙”。
　　我说：“我是河南洛阳的。”
　　他认真地看了看我，又以江湖大佬的口吻说：“这里很多河南人，都听我的，你们以后就跟我混吧。”

　　我小心翼翼地问：“这里是做什么的？”
　　他嘲弄地看着我：“做什么的？卖血呗。每天吃了饭什么都不干，就等着老大招呼，隔上几天就坐车去外面，卖了血分钱。”
　　他说得轻描淡写，我听得惊心动魄。这个世界上，原来真的就有这么一群人，每天吃喝，养足精神，然后卖血；卖血得来的钱，再买食品，再次吃喝，再次卖血。就这样周而复始，把自己当成了一架产血机器，生命不息，卖血不止。可是，人体的精血能够经得住这样的折腾吗？
　　我正在想着，门外又走进了一个人，他一进来就显得空间狭小，光线暗淡，是光头。

　　刚才还在大啦啦地叉开双腿坐在床上的这名男子，看到光头后赶紧站了起来，脸上的每道皱纹都挤出了笑容，顺手把我敬给他的香烟从耳朵上拿下来，双手捧着敬给光头。光头看也不看，将他的手打开，香烟掉在了地上，他不敢捡拾，尴尬地看看我，脸上的表情不知是哭还是笑。
　　光头说：“他妈的谁让你乱窜，老子把你的头拧下来。”
　　他吓得连连作揖，嘴里赔罪说：“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然后惶惶逃出。
　　看到这一幕，我感到很好笑，刚才还在口口声声自封老大，让我跟着他混的“江湖大佬”，在一个肌肉发达的人面前，就吓成了耗子。

阿呆

几天后，我才知道，这个光头就是血头。而血头充其量只能算血奴群落里的小喽啰，血头的上面还有人。
　　那个自称老大的河南人名叫杜斌。他说的一点没错，他就是老大，因为这个卖血群落里有很多“帮会组织”，都是以老乡为纽带划分的，比如江西帮、安徽帮、湖北帮等等，来自河南的只有他一个，他自然就是河南帮的老大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一直无法入睡，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故事，也不知道自己会面临什么危险，将会置身于怎样的处境中。窗外，蛐蛐声竞相响起，一声一声，声声相连，间或还有青蛙浑浊而嘹亮的鸣叫，像波浪一样冲击着我，而我是漂浮在波浪中的小船，被冲击着，协裹着，不知道将要冲上浅滩，还是撞上礁石。
　　不知道过了多久，门外突然响起了争吵声，两个男人，一个声音高亢，一个声音粗壮，一个声音像竹竿一样柔韧，一个声音像树桩一样敦实。他们都在用我难以听懂的方言。接着，门外又响起了叫好声，有杂沓而轻快的脚步声涌过来，很多个不同的声音在喊：“打呀，快点打呀。”声音充满了焦急和幸灾乐祸。
　　然后，就响起了手掌与脸的撞击声，清脆而嘹亮，人群轰然叫好，有人兴奋地鼓起掌来。又一声手掌打在脸上的声音，浑浊而迟钝，估计是挨打者在还击。更多的人在齐声欢呼。然后，门外响起了喘息声、哎呀喊疼声、愤怒叫骂声、身体与床板碰撞声……还有众人一浪高过一浪的欢呼声。我想下床看看，可是没有去，我知道此刻门外的楼道上一定被围得水泄不通，我想不明白这都是些什么人，这些无聊的人为什么以打架和看人打架为乐。光头一直没有出现，他不让人乱窜房间，为什么又不制止打架？为什么对打架和围观打架听之任之？

　　门外的打架还在继续，但是节奏明显减缓下来，只有喘着粗气的声音，上气不接下气的叫骂，偶尔才有一声拳脚与肉体相撞的声音，但声音弱小，显得绵软无力。这么短的时间里，两人都打得气喘吁吁，两败俱伤，我估计门外打架的应该是两个50多岁的老人，这么大年龄还这样肝火旺盛，实在是罪过。我好奇地爬起身，走到门外，借着照进楼道的月光，我看到两个打架的，居然是20多岁的青年。他们像正拉车上坡的老牛，曳长着脖子在喘气，胸脯像风箱一样剧烈起伏，他们脸色惨白，扭动着对方，都无法把对方摔倒，后来干脆都放开了手，一起坐在地上休养生息。

　　我想起了此前陪着父亲去医院看病时，见到了两个血奴，他们说卖血把自己身体掏空了，连一桶水都提不起。现在看来，果真是这样，卖血对身体的损伤非常大，两个20岁的青年，像两个50岁的老人一样，打架迟缓，缺少力度和“美感”。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晚上打架的两个人，是安徽帮和江西帮的帮主在决斗，他们彼此手下都有七八个人，彼此都想吞并对方，但是这两个身体亏空神经残疾行动迟缓的病夫，势均力敌，每次都会打得两败俱伤。
　　帮主的身体尚且是这样虚弱，那么，那些徒子徒孙们的身体，就可想而知了。
　　那天晚上，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睡梦中回到了家乡，家乡漫山遍野都开满了鲜花，很多汽车，拉着各种各样的食品：罐头、水果、馒头，还有一扇一扇的猪肉，拉进了村子里。父亲病好了，他和很多乡亲看着这满车满车的食品，开心地笑着……
　　突然，楼梯里响起了叫骂声，声音威严而急切：“他妈的，起来，都给老子起来，到楼下集合上车。”我从梦中醒来了，睁开眼睛，眼前一片黑暗，我还没有想明白自己置身何处，是在那个开遍鲜花的家乡，还是在报社的集体宿舍里？有人走进来了，一把揭开了我身上的被子：“妈的，快点下去！”
　　我侧身望去，看到了站在地上的那个人铮亮的头皮，他是光头。
　　天还没有完全亮，窗外微风吹过，树叶窸窣，像春蚕咀嚼桑叶，又像千军万马衔枚疾走，光线暗淡，房间里的一切都显得影影绰绰。我摸索着穿好衣服，和少年一起走下楼梯，一楼的那几只恶犬看不到了，不知被关在了哪里。
　　刚走出那幢大楼，我的屁股上就挨了一脚，光头站在后面骂道：“这么慢，骑上猪了？”
　　我不敢吭声，跟着人群来到了一棵大树下，大树下停着一辆大卡车，卡车上已经有了十几个人，都在站立着，他们很安静，一句话也不说。
　　我登上卡车，卡车启动了，引擎声异常巨大，轰轰隆隆，像打土豪分田地。远处，是安静的村庄，有几声鸡鸣蓦然响起，又蓦然停止，像被突然冻住了。东边的天际露出了鱼肚白，估计现在才凌晨四点。这辆卡车，拉着这一车人，要去哪里？

阿呆

卡车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了一排平房前停了下来。
　　这排平房很普通，外面贴着雪白的瓷砖，窗上安装着玻璃，和那些农村的房屋没有什么区别。平房的三面是平展的田地，一面是池塘。最边上的一间平房门口挂着“XX血站”的牌子，我问了身边一个人，他说，XX就是这个镇的名字。这些血液在这里抽取好后，会被送到县城的血液中心。

　　这时候，天空才刚刚放晴，一片一片的白云像轻纱一样飘荡在瓦蓝瓦蓝的天空，远处的山峰和树林飘渺而模糊，有人赶着水牛走在遥远的地平线上，像一张剪纸，显得很不真实。这种场景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的生活，心中涌起一层淡淡的辛酸和苦涩。而身边这些脸色或蜡黄或黧黑的人，这些头发杂乱胡子麻茬的人，和我家乡的乡亲们也毫无二致，尽管他们操着不同的口音，但是我能够看出来他们都来自农村。不是来自农村，谁会来到这里卖血？

　　在这个时间里，城市里的大多数人还没有起床，公园里刚刚出现晨练的老人，街道上的清洁工刚刚清扫完毕，正把扫把放进推车里，早班公交车刚刚驶上街巷——城市还没有从沉睡中醒来，然而，在这个偏远闭塞的血站周围，已经聚集了几百人。人群闹嚷嚷地，拥挤着，推搡着，用没有来得及刷牙的嘴巴低声说着，血头愤怒的声音大声骂着……这里就像一座乡间集市。
　　奇怪的是，这群人中还有女子，她们夹杂在一群男人中，就像金黄的油菜花夹杂在绿油油的麦苗中，显得特别抢眼。她们中，有的人到中年，有的还是20岁左右的姑娘，在这数百人的人群中，她们大约有将近一百人。
　　这些人就是我以前听说过的血奴。
　　几个男人拿着竹竿从那一排平房里走出来了，走向闹哄哄的人群，他们挥舞着竹竿驱赶着这些血奴，就像驱赶着羊群。血奴们躲避着头顶上的竹竿，拥挤着，推搡着，最外围的血奴一边惊恐地看着竹竿，一边斜着身子向人群里钻。很快地，人群变成了长长的几行，像长蛇一样扭动着身体，从平房门口一直延伸到了池塘边。
　　我夹杂在一行人群里，慢慢地向前挪动，我的前面是杜斌，后面是少年。人群中有一股臭味，是汗腥味、脚臭味、口臭味，和各种说不出来的臭味交叉在一起的气味，让人恶心欲呕，让人头皮发涨。太阳升起来了，照耀着一张张面无表情的脸，照耀着一堆陈旧破烂的衣裳，照耀着一双双渴望的眼睛。人群里有人打呵欠，有人伸懒腰，有人流眼泪，有人干脆坐在了地上，坐着向前挪动。太阳隐进了云层里，风从不知道什么地方吹来，凉凉的，夹着一股腥味，是池塘里的烂鱼死虾的气味，接着，天空变暗，落下了雨滴，雨点很大，砸得地面上的浮尘噗噗直响。有人把衣服脱下来，顶在了头顶上，有人把饭盒举起来，挡在头顶上，还有人弓下腰去，给了天空一个倔强的脊背。后面的人说：“快点快点”，前面的人说：“快了快了”。其实，距离平房还有几米几十米。平房里，几个穿着白大褂的人，正在给血奴们抽血，每人400毫升，不管愿意不愿意，只要你坐在面前的凳子上，白大褂一言不发，捋起你的衣服，用橡胶带绑着你的上臂，在你手背上打几下，受到刺激而显得激动的血管就会凸现出来，一针扎进去，黑红色的血液就欢天喜地地流出来，流进一个塑料包里。

　　我有些慌乱。难道就这样让他们抽我的血，就这样看着针管扎进我的身体里，那个针头干净吗？它所扎过的人中，有AI滋病人吗？或者有别的血液疾病的人吗？可是，现在排队排到了这里，我又能用什么借口走开。
　　我终于排到了平房里，终于不用淋雨了，我看到杜斌坐在了凳子上，拿出了身份证，身份证上，他的名字不叫杜斌，而叫什么强，他的身份证后面还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大大的“0”，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为什么要贴这张纸，后来才知道那是血型。
　　杜斌抽完了血，脸上没有任何痛苦的神色，相反还有些兴奋，他站起来，走了出去。我坐在了凳子上。
　　“拿出来。”白大褂说，她的眼中含着轻蔑。
　　“拿什么？”我问。
　　“身、份、证。”她态度生硬，说出的每一个字都像石块，狠狠地砸在我的头上。她高高在上，她有着极度的优越感。她斜睨着我，像斜睨着一个脏兮兮的乞丐。

　　“没有。”我只好说实话。此前，我把身份证藏在报社办公桌的抽斗里。暗访的人怎么能带身份证？
　　“他妈的没有身份证跑来干什么？”坐在白大褂旁边一个男子骂道。此前，他一直一言不发，他眼珠蜡黄，眼光阴鸷，像老鹰的眼睛，他长着一张漫长的脸，面容也像老鹰一样，让人望而生畏。他一把抓住我的领口，将我拉到了门外，对着门外的人喊道：“这谁的人？这谁的人？”
　　光头急急忙忙跑过来了，眼神恐慌。老鹰把我一把推给光头：“办身份证去！”然后自己又走进平房里。
　　光头看着我，老羞成怒，抬腿就踢了我一脚：“妈的，没身份证跑来干什么？”
　　我一言不发，走在了一边。此前没有人告诉我说，卖血还需要身份证。

阿呆

卖血和献血一样，都需要知道血液的确切来源。义务献血需要提供身份证号码，而卖血则需要提供身份证。否则，血站是不会接受来历不明的血液。因为来历不明的血液太危险。
　　那时候，人们刚刚认识了AI滋病，知道了这种致命疾病的来源和传播途径，而血液传播是最重要的一条途径。
　　那时候，我刚刚知道了有一个卖血的村庄叫做文楼村，这个村庄位于河南省上蔡县芦岗乡，它是有名的AI滋病“重灾区”。这个村庄里的很多人感染了AI滋病，而并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病，村头村尾几家人同时出殡的场景在这个村子里并不罕见。在这里，AI滋病夺去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留下了一座座孤立的房子。
　　它本来只是中原大地上一个普通的村庄，为什么会成为AI滋村？罪魁祸首就是卖血。1995年前，一些单位在少数贫困农村擅自设立单采血浆站，非法采集原料血浆，违规操作造成交叉感染，使文楼村成了AI滋病经血液传播的“重灾区”。据一份河南省卫生厅的统计资料显示，全村共有有偿供血者1427人，确诊感染艾滋病病毒者431人。
　　而所谓的有偿献血着，就是卖血，就是血奴。
　　几年后，我听一位同事说起了自己当初采访AI滋村的情景，他是中国第一批走进这个村庄采访的记者之一，他说，当地部门一直在跟踪他，不让这个惊天秘密被外界披露。他在墙上看到了一些标语，大意是说：要想富，卖血去。而他采访过的一些病人，在他离开之后不久就去世了。
　　那时候卖血是一幅什么场景？一个针头插入第一个人的血管里，抽完血液后，拔出来，又插入第二个人的血管里……这样一直用着，直到针头弯了，钝了，再也不能穿透皮肤，才会扔掉。如果第一个人有血液疾病，会一直传染给后面所有的人。这就叫交叉感染。
　　这位一直采访AI滋病人的同事还向我讲起了这样一件事情。当地部门实在无法捂住这个惊天秘密，这件事情被高层知道后，有一天，时任副总理的吴仪来到了河南郑州，住在一家宾馆里，要求相关部门的一把手们逐一面谈。每个人走进去，房门就会被关上，里面的人面对中国铁娘子诚惶诚恐，外面等待面谈的人汗如雨下，那天，谈话结束后，吴仪连饭也没有吃，就离开了。过了不久，就有一些官员被就地免职，当地官场引发了大地震。中国AI滋病也第一次对外界公开。

　　几年后，我采访高耀洁和桂希恩的时候，他们都表示，AI滋病的重灾区都在农村。如果说AI滋病在非洲是以滥交传播，那么在中国，主要是以卖血传播。而传播对象，都是这些贫困无依想卖血赚钱的农民。
　　为了区区几百元，他们卖血，最终却葬送了自己的性命。
　　从前有一个女孩，为了营救陷入沼泽中的丹顶鹤，献出了性命。有人为她写了一首歌曲，被代代传唱。从前，有一群农民，为了供孩子上学，为了给老人治病，去卖血，结果感染了AI滋病，他们死亡了，他们已经被人们遗忘了。
　　我曾经多次献血过，在城市中心的献血车上，每次献血前，护士都会问：“这半年内还有没有献血过？”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她们才会抽血。按照相关规定，半年内只能献血，或者卖血一次。这也是人体造血功能决定的。
　　然而，在这里，为了多卖血，每一个血奴都有好几个身份证。杜斌的众多身份证上，只有一个名字叫杜斌，而地址居然是广西。杜斌可能也不是他的真名。
　　这里的人都没有名字，只有编号，就像囚犯一样，血头呼叫你的时候，不叫你的名字，只叫编号。有的编号还有外号，而外号也是血头喜欢呼叫的代号。嘴角有一撮毛的就叫“一撮毛”，有酒糟鼻子的就叫“红鼻子”，来自湖北的年龄小的就叫“小湖北”，走路罗圈的就叫“罗圈腿”……我的代号是26，表示我是第26个进入这幢三层楼房的。这里也有26个血奴居住。
　　那天午后，血奴们卖完血后，卡车又拉着他们回到了三层楼房里。他们争先恐后地来到厨房，大口大口地吞吃着白菜萝卜，喝着像洗锅水一样的黑色菜汤，然后就满意地躺在了床板上。这趟卖血，每人400毫升，血站支付200元，扣除血头和血霸的20%，他们每人可以得到160元。
　　也是在那天我才知道，血奴的上方是血头，血头的上方是血霸。那个呵斥光头的就是血霸。一个血头下面有几十名血奴，一个血霸下面也有好几个血头。血头都是当地的地痞流氓，而血霸则是手眼通天，黑白两道都玩得转的人。
　　血奴们都很感激血霸和血头，因为他们让他有了赚钱的机会。然而，他们不知道，血霸和血头依靠他们卖血，赚得比他们多得多。

　　一个血奴卖一次血，血站支付200元，自己只能得到160元，有40元交给了血头血霸。一个血头手下如果有20名血奴，血奴们每卖一次血，血头血霸就能得到800元。血头血霸按照五五分，血霸得到400元，血头得到400元。一个血霸如果手下有五个血头，那么他每次就能得到2000元。
　　血液是血奴的，而每卖一次血，血奴只能得到160元，血头得到400元，血霸得到2000元。
　　一个血奴一月最少会卖血七次，血奴一月收入1120元，血头得到2800元，血霸得到14000元。
　　这是最少收入。我在后来的暗访中的得知，有的血奴一月会卖血15次以上。最大的血头手下有100多个血奴，而我认识的一个血霸，手下有血头十几个。算算这个血霸一月收入多少？绝对是天文数字。
　　血奴每月还要支付食宿费用，而血头血霸不支付任何费用。
　　当地有一个说法，手下养几个血奴，比养几只狗还赚钱。难怪血头会挖空心起从火车站、从救助站、从一切可能的渠道寻找血奴。
　　此前，坐在报社的办公室里，我从来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存在这样一道利益链条，还生活着这样一群人。

阿呆

当天晚上，一辆人力三轮车停在了这幢三层楼房下，光头走了进来，凶恶地对我说：“收拾东西，快点滚蛋。”
　　我不明就里，机械地收拾好铺盖卷儿，还有博尔赫斯，将它家在铺盖中间。在以后漫长的恐怖的日子里，博尔赫斯是我唯一的精神寄托。我一边品味着人世间最丰盛的精神大餐，一边体味着人世间最恐怖的血奴生活。
　　跟着光头，我走到了楼下，三头恶犬依然在发出愤怒的低吼，黑白夹杂的短髭站在一边，冷漠地看着我，我不知道他是谁，他是什么身份，也许他仅仅是这幢楼房的房主，也许是血奴群落中另一种身份的人，我直到离开这个群落，都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我把铺盖卷儿放上车厢，刚准备登上去，光头又在大喝：“伙食费住宿费结算了，20元钱。”他伸出一只熊掌一样肥厚的手。
　　我在这里居住了一个晚上，吃了两餐饭，就要支付20元钱。这是在遥远的偏僻的乡下，这里的床铺都是床板搭就的，一躺上去就不堪重负似地吱吱响，硌得人浑身疼痛；这两餐饭都没有吃饱，除了白菜萝卜，还是白菜萝卜，这样的饭菜连楼下那三只恶犬也不吃，而现在，我还要支付20元的食宿费。
　　然而，在这里，我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举目无亲，形单影只，我只能忍受他们的摆布。我掏出20元递给了光头。
　　登上了三轮车，我异常惶恐，不知道他们会带我去往哪里。但是，他们绝对是不会让我离开的。乡间道路凹凸不平，我双手抓着栏杆，竭力保持身体的平衡。四周一片黑暗，远处有几点灯火在闪烁，还传来狗的叫声，声音时有时无，时断时续，显得模糊而不真实。三轮车路过了一块坟地，那些青石做成的墓碑，在这样的夜晚里，散发着冷冷的光泽。鬼火在坟地间跳跃，忽上忽下，忽前忽后。三轮车夫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低着头，弯着腰，也听不到他的喘息声，我突然后背发凉，身上毛发根根竖起，抓着栏杆的手心全是汗水，莫非这个三轮车夫就是一个鬼，他为什么会拉着我来到这里，来到这片乱坟岗？他想做什么？

　　月亮升起来了，融融的月光像海王牛初乳一样，让四周显得朦胧而混沌。我睁大眼睛辨别着周围的树木、田地，还有似乎总也走不到边的坟地。突然，坟地里站起了一个身影，很单薄，像坟茔上树立的纸扎，又像是麦田间站立的稻草人，长发披拂，
　　没有眼睛，只有两个深深的黑洞。“啊——”她长声嘶叫着，声音像刀子一样，划破了隆隆的天幕，又像受惊的鸽子一样，飞向远方。
　　我大叫一声，从三轮车上掉了下来。
　　我躺在地上，惊魂未定，突然听到三轮车夫的喊声：“滚开，再不走就剥了你的皮。”
　　原来，三轮车夫是一个真正的三轮车夫，他会说话，他不是鬼。而那个长发披拂的女子，也不是鬼，她只是附近村庄的女疯子。我站起身来，看到女疯子呀呀叫着，向远方跑去，跑成了一阵风。

　　我们继续向前走，终于走出了乱坟岗，来到了一片开阔的草地上。我说，歇歇吧。他说，歇歇吧。
　　我递给他一支香烟，替他点燃，他用手指拍拍我的手背，表示感谢。然后，我们就坐在了草地上，慢悠悠地吸着香烟，看着悬挂着一弯残月和几颗星星的天空，远处的村庄一片静默，像漂浮在大海中的孤岛，空气中有一股淡淡的青草的芳香，很细很细，绵绵不绝，这种气味让人沉迷。此后，我再也没有闻到过那样的芳草气味。
　　而此后，我再也没有经历过那样的一个夜晚。这样的夜晚只有农村才有，而现在的农村，土地被卖给了工厂，田园生活已经被彻底打破，曾经的青山绿水被工业污染所代替，我们只能在老照片和传说中寻找田园牧歌的背影。
　　美丽的乡间夜晚，现在只是传说。

阿呆

那些年的农村，时间似乎凝固了，静止了，人们判断时间的标准是太阳和月亮。太阳升上来了，这是早晨；太阳到头顶了，这是中午；太阳落下山了，该回家吃晚饭。月亮升上来了，督促孩子睡觉；月亮升到了头顶，这是半夜；月亮落了，天快亮了。那时候判断时间还有一个标准，这就是动物。鸡儿上架了，天要黑了；毛驴叫唤，这是半夜；雄鸡啼鸣，天要亮了。后来，叮叮当当的钟表让时间细化为表格，人类的生活也变得忙碌而琐碎，生命也失去了本来的意义。曾有的安逸被繁忙所代替，曾经的清明被财富所代替。人类劳碌并空虚着。

　　那时候有很多农谚，这是几千年来口耳相传的。鸡儿上架早，明天天气好；早晴不出门，晚晴行千里；雨中闻蝉叫，预告晴天到；麻雀囤食要落雪，燕子垒窝要落雨；翻地翻得深，黄土变成金；粮食冒尖棉堆山，寒露不忘把地翻。然而，现在，这些流传了几千年的农谚，现在只在那些长长胡子的嘴巴里传播。它们就要绝迹了。后世的我们再也看不到，再也听不到了。
　　那时候还有很多农具，犁耧耙耱耩子铧，铁锨笼担和木叉，现在也已经消失了，这些农村生活的标志物，曾经被一代代的手掌磨得光滑而精致，变成了农民身体的一部分，而现在却被遗弃在一家家低矮的四面透风漏雨的茅草房子里，被蛛网覆盖，被蛀虫啃食，它们和它们的主人一样，正在一天天变老，一天天沉默，一天天消失。
　　那时候有很多动物，麻雀、喜鹊、乌鸦、斑鸠、布谷、画眉等等等等，它们是农村孩子的伙伴，它们陪伴着农村孩子走过了幸福而多彩的童年，它们点缀了农村孩子单纯的梦想，每天早晨，麻雀叽叽咋咋的叫声将孩子们唤醒，门前的喜鹊让孩子们一天都有好心情。到了收获的季节，耳朵边充盈的是“算黄算割，算黄算割”的声音，我小时候每年收割麦子的季节都能听到这种鸟的叫声，大人们说，这种鸟在告诫人们哪里麦子黄（成熟）了，就割哪里的。千万不能等候，否则会下雨。但是我一直不知道它的名字。到了秋季播种的时候，耳边就会响起“布谷布谷”的鸟叫声，那是布谷鸟让人们赶快播种。

　　那时候有很多节气，一共二十四个。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我们农村孩子最初的识字就是从这些节气开始的。我们不会写麦当劳肯德基，不会写耐克阿迪达斯，但是我们会写这些散发着泥土气息的字，每个字都散发着泥土的芳香。我现在还能记得一些有关冬天的节气的情景，可能因为衣衫单薄，寒冷彻骨，可以与孩子盼望过年有关。三九四九，冻破指头。大寒小寒，快点过年。我们的一年一年就是数着二十四个节气度过的，我们走过了一年又一年的二十四节气，走到了长出喉结，走到了胡子悄悄爬上唇角。那些节气就像朋友一样，和我们亲密无间，而现在，这些节气，也已经远离了我们，我们再也听不到他们的名字。

　　牧歌一样的田园生活，已经消失在我们怅望的视线中。
　　那天晚上，我和三轮车夫坐在草地上，聊到了很晚，我们抽光了半盒香烟。
　　他是附近村庄的农民，农闲时节，他就会蹬着三轮车赚点辛苦钱。他也卖血，他说卖血赚钱快，这里很多蹬着三轮车的人，都卖血。
　　他说，这里卖血历史已经有了十多年，本地人卖血少，外地人卖血多，这里的外地人比本地人还要多。经常会有人离开了，不知道去了哪里；也经常会有新人来，不知道来自哪里。这里有人已经卖了十多年，现在还在卖。

　　他把血霸叫做大管家，把血头叫做小管家。他说大管家很有钱，有的大管家家中房子盖得像宫殿，车子前面是四个圈圈（奥迪），当地人把这种车子叫“四环素”。小管家也有钱，小管家有车的也很多。
　　我问他，为什么卖血的人中还有女子？他说，那些女子都是跟着男子来的，男子卖血，她们也卖。他曾经拉过一对男女，女子以前是“鸡婆”，这里人把妓女叫“鸡婆”，后来年老色衰，卖不动了，就和一个嫖客同居，嫖客来到这里卖血，她也跟着卖。
　　“卖血的人里面，啥人都有。”他说。
　　我们坐在寂静的旷野，风吹过来，带着青草和泥土的芳香，让人沉醉。一颗流星划过去，在天空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我一点也没有想到，在这种美丽的地方，居然潜藏着这种人间罪恶。
　　三轮车夫还说，我是被那个光头卖了，卖给了前面村庄一个血头。卖了500元钱。“在这里，第一次没有抽出血，会被认为晦气，只能转手给别人。”三轮车夫说。

　　“买我的老板让你骑着三轮车来接，难道就不担心我会跑？”我问。
　　“跑？往哪里跑？这里四面都是他们的人，一见到陌生人就抓起来，让大小管家辨认。你能跑到哪里？”三轮车夫说。
　　我感到自己掉进了陷阱里。

阿呆

三轮车夫把我拉到村庄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
　　在村庄最外边的一户人家里，我见到了新的血头，一个浑身干巴，没有几两肉的男子，他的目光阴冷阴冷，像毒蛇的目光，让人看后不寒而栗。他的皮肤非常黑，就像煤炭一样，腮帮边还长着一个小肉瘤，看起来既丑陋又恶心。事前，三轮车夫在那片草地上告诉我，这个人尽管瘦小，但是他是周围村庄里最难对付的血头，他非常阴毒，身上常年带着一把一尺长的尖刀，一言不合，就敢把尖刀刺入对方的身体里，这些年，被他刺伤的人不下十几个。他的手下也有一帮弟兄，都是一些亡命之徒。这些人欺男霸女，为所欲为，无恶不作。但是一直没有人敢惹他们。

　　这个院子里也养着几只狗，每只狗都有半人多高，三轮车夫曾经向我说过，为了训练恶犬的杀气，肉瘤经常用生肉喂养它们，所以，即使在夜晚，也能感觉到它们浑身散发出来的戾气和恐怖，这些恶犬的眼睛像狼一样通红发亮，让人毛骨悚然。这些恶犬比狼的身躯更庞大，更有战斗力。
　　这个院子里有两行平房，每间房子里都睡满了人，他们打地铺睡在地上，他们一个挨着一个，像一排木乃伊。房间里散发着霉烂和腐臭的气味，不知道多少天没有打扫了。肉瘤让一个手下带着我一直向里面走，在最里间的房子门口停住了脚步，那间房屋照样没有房门，路灯光照耀在他们一双双很多天没有清洗的脚上，他们的脚就像烧黑了的木桩，神情木然，一动不动。
　　肉瘤的手下一把将我推进去了，这间猪窝一样的房屋，以后就是我的住所。
　　借助着门外的路灯光，我在地面上铺好了床铺。这间房屋里还有四个人，他们此刻睡得正香，都在打着鼾声，有的鼾声像战车碾过冰封的荒原，声音隆隆；有的鼾声却又像檐前融雪悄然滑落，断断续续。他们的睡姿也很恶俗，你捂着我的嘴巴，我抓着你的裤裆。

　　我刚刚躺下去，突然就看到两只蟑螂从铺盖卷下爬出来，慌手慌脚地爬向墙角。我突然感到了极度的恐惧，这种恐惧就像见到了那几只满眼血红的恶犬一样。这间潮湿肮脏的房间里一定有很多蟑螂，一定有很多昆虫，此刻它们都躲藏在阴暗的角落，探头探脑地打量着我，准备在我熟睡了以后，爬上我的身体，爬上我的脸颊……
　　我一直喜欢干净，然而，自从做了暗访后，我不得不让自己变得肮脏起来。只有让自己的身体肮脏起来，我的心中才没有了恐惧。
　　那天晚上，我躺在地铺上，依然难以入睡。我想起了自己刚刚来到北方那座省城，和拾荒者和小偷们睡在一张通铺上的情景，回想起睡在帮主窨井里的情景，回想起逃离丐帮的凶险情景，回想起小兰被杀害后的情景，回想起小雯被抓后蹲在墙边捂着脸的情景……我又想起了此刻在北方一座贫困山村中卧病在床的父亲，父亲肯定也没有睡，癌症那种深入骨髓的疼痛，此刻正在折磨着父亲；我又想起了母亲，母亲肯定也没有睡，她站立在父亲的身边，暗自垂泪……我想了很多很多，我告诫自己，再苦再累，再脏再怕，我也要坚持下去，我要赚很多钱，我要还清为父亲治病所欠的几万元外债，我还要支付父亲现在每天几十元的医药费用，我要治好父亲的病，让父母生活好起来。

　　天快亮的时候，门外响起了喊声：“起来起来，他妈的，快点！”屋子里有两个人起床了，他们摸索着穿好了衣服，另外两个人依然鼾声大作地熟睡，我知道，就像前一天凌晨一样，这些血奴会在村口集合，然后坐着大卡车，去到某一个采血点去卖血。可是，另外两个人为什么不去呢？
　　血奴们离开后，院子里显得异常安静。我朦朦胧胧中睡着了，睡梦中，蟑螂爬满了我的全身，我想呼喊，可是喊不出来，嘴巴里也是蠕动的蟑螂，它们的身体碰撞在一起，咔嚓作响……突然，我感到脚上一阵钝疼，睁开眼睛，看到一个留着长发的人站在脚边，面目狰狞，他正用穿着皮鞋的脚踢着我裸露的脚脖，他盛气凌人地喊道：“快点起来，老子带你办理身份证。”
　　10年前的流氓，都喜欢留长头发或者剃光头，人们走在大街上，见到那些长发的和青色头皮的，都躲得远远的。而10年后的今天，长头发是艺术家的标志，而光头则是时尚的特征。现在的流氓也有爱好，他们的特征变成了纹身。
　　我站了起来，走到水龙头边，用冷水刷牙洗脸，长发看着我，给另一个小流氓说：“这丫的还知道讲卫生。”
　　长发问我：“你是做什么的？”
　　我说：“我是教师。”

　　长发怀疑地说：“教师？就你这样子？教师还卖血？骗鬼去吧。”
　　我说：“我是小学民办教师，穷得叮当响，不卖血能有什么办法？”
　　长发似乎恍然大悟：“哦——干这一行比当教师好多了，当教师能有几个钱？”
　　在此前此后的多次暗访中，我都冒充民办教师，很多地方的人叫代课教师，我一说自己是民办教师，就没有人怀疑我的身份了，乞丐们没有怀疑，血头们也没有怀疑，可见，10年前的小学民办教师，确实是世间最贫穷的人，比不上乞丐，也比不上血奴。他们用他们孱弱的身躯，支撑着中国边远山区的教育大厦，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值得尊敬的人，可是，他们却被忽视，被遗忘，被遗弃，被嘲弄，被践踏，他们也是受到最不平等待遇的一群人。这些年来，谁都知道，教育局长是一个肥缺，但谁都知道，乡村的教师还是一群贫穷的人，尤其是民办教师。这是俗语所说的“穷庙富方丈”。我曾采访过很多民办教师，他们中的很多人一月的工资还不到100元。面对着他们，我一次次潸然泪下。

　　我的小学教育就是由几个民办教师教授完成学业的，至今，他们还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拿着每月不到100元的工资，教授着和我一起长大的伙伴们的孩子。如果我没有考上大学，如果我还在乡村，我的这些启蒙老师们，现在也会教授我的孩子。
　　这是被遗忘的一群人，这是最值得尊敬的一群人。

阿呆

　抽烟的那个人少言寡语，一副很愁苦的样子，勺子说：“来新人了，发一支烟嘛！”他缓慢地从口袋里抽出烟盒，抖抖索索地弹出几根，很不情愿地给了我们一人一根。我看到这种香烟仅仅两元五角一盒，在附近的商店里都有卖。这种劣质香烟也是血奴们最常抽的一种香烟。
　　勺子抽完香烟后，从席子下面摸出了一个小瓶，从里面倒出几粒药丸，仰头吞了下去。
　　我想，莫非勺子有病？有病怎么能卖血？这种病血能够检查出来吗？血站会收病血吗？
日期：2009-08-26　01:42:03

　　血奴们睡觉都很早，可能是因为他们身体虚弱的原因。他们一躺下去，就响起了嘹亮的鼾声。那天夜晚，我还是睡不着，思量着怎么脱身。跑吧，门外就是几只比饿狼还要凶猛的恶犬，这种身体庞大的狗，绝不是城市里那种养在居民楼里的性情温顺的宠物狗，这种狗疾如闪电，力大无比，它的攻击力顶得上一只金钱豹。再说，就算偷偷跑出去了，没有恶犬追击，这样漆黑的夜晚，不辨方向，我该去哪里？就算走对了方向，但是肯定还会遇到别人，还会被抓回来。那个蹬三轮车的人不是说了吗？这里到处都是他们的人，无处可逃。我想起了看过的电影《桂河大桥》，日军把盟军战俘押解在热带原始森林里，战俘想逃也无法逃脱，因为离开战俘营后，遇到的是炎热、饥饿、焦渴、猛兽、土著人等等危险，这些比日军的皮鞭更加可怕。

　　无法逃脱，那明天该如何应对？我在焦急地思虑着。我感到自己就像一只绵羊，被关在除夕夜的栅栏里，听着栅栏外的炮竹声声，心中充满了惆怅和凄凉，当别人欢天喜地庆新年的时候，我的死期也就到了。
　　我头痛欲裂，这是好几天没有安心睡觉的结果。后来，也许到了下半夜，我朦胧睡去了，感觉只是打个盹的功夫，门外就响起了血头愤怒的叫骂声，好像谁踩到了他的大拇脚趾一样气急败坏。勺子已经穿好了衣服，他推醒了我。我睁开眼睛，看到窗外依然一片漆黑。
　　我和勺子，还有一群不认识的人，慢慢走向外面，走向一辆停驶在黑暗中的卡车。
　　几分钟后，我和血奴们站在汽车车厢，在无边的黑暗中驶向血站。黑暗像大海，汽车像一条行驶在惊涛骇浪中的破船，摇摇晃晃，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车厢里不时响起叫骂声，不是谁踩了谁的脚，就是谁碰了谁的头。还有一个人叫声哎呀，被挤出了车厢，掉落在了路边，幸亏没有摔伤。

　　我一路都在努力想着，我如何才能逃过这一次劫难。
　　这天到得比较早，我们是第一批来到血站的人，我们在朦胧的天光中站好队伍，大家都沉默寡言，怀揣着自己的心思。有人怕冷似地蹲坐在地上，抱着双膝；有人拼命抽烟，烟雾包裹着一张铁青色的没有洗干净的脸。我的前面是勺子，勺子刺溜刺溜地吸着鼻涕，手指有些哆嗦；后面是哑巴，他的眼神在清冷的天光中显得有些慌乱。原来大家都和我一样，有些紧张，毕竟这是自己身上的血液，毕竟这是自己身体的一个组成部门，而现在就要被抽出来，送给别人。昨天，勺子和哑巴都没有卖血。

　　我悄悄问勺子：“你怎么一月就卖十几次血，这样身体受的了？”
　　勺子叹口气说：“没办法，没钱啊。再卖上一些时日，就回家去。”
　　勺子卖血已经七八年了，他跟着不同的血头这些年辗转了好几个地方，从北向南，他这些年也没有和家人来往，家人不知道他在哪里，在做什么。他也忘记了家乡的面貌，家乡在她的心中，只剩下了一个冰冷的地址。
　　七八年的卖血生活，彻底掏空了勺子的身体，让勺子虚弱得像个稻草人，一阵风就能将他吹倒。不卖血的时候，他就躺在地铺上睡觉，一天又一天，他的生活失去了任何乐趣。他不能跑步，一跑步就会头晕，就会摔倒。摔倒后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爬起来。这样的身体也不能再卖血了，再卖血就会死在血站。
　　我又问起了哑巴的情况，勺子说他也不是很清楚哑巴的情况，只是听哑巴的一个同乡说，哑巴是逃避债务才跑出来卖血的。哑巴家在非常偏僻的乡下，三年前，哑巴借了很多钱娶了一个漂亮老婆，可是结婚的第三天，老婆就不见了。债主上门索债，哑巴没有钱还债，就跑出来卖血。
　　哑巴能娶到漂亮老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骗局。有一群婚姻骗子专做哑巴这类人的“生意”。这个诈骗集团里有老有小，有男有女，他们分工明确，专门骗乡村里娶不到老婆的光棍，他们的骗术是这样的：第一步，媒婆上门，要求给光棍介绍对象，说认识一个女子，家境贫寒，在偏远山区，彩礼比较高。常年孤身一人的光棍看到媒婆上门，自然喜不自禁，对媒婆的要求满口答应。第二步，媒婆在领取了光棍一笔不菲的跑路费后，会将女子和女子的父母带进光棍家，光棍又得大出血，送给女子“见面费”和女子父母“看家费”，还要支付女子一家人的来往车费。还有的骗子为了安稳光棍，让骗术继续实施，当天晚上，女子会和光棍“偷偷”住在一起，尝到甜头的光棍自然就不会起疑心了。第三部，举行结婚仪式，光棍要支付“彩礼费”，仅仅这一笔就是成千上万元，这些钱在偏远的农村，可能就是一个人一辈子的收入。当天晚上，“新人”入洞房，第二天，“岳父岳母”和媒婆离开。第三天，最迟到第五天，新娘就突然消失了。她会在一个不远的地方，与另外的人会合，去到下一个偏僻村庄继续行骗。

　　北方很多地方把这种行骗方式叫“放鹞子”，这种行骗方式非常古老，现在在一些偏远的山区还能看到。
　　这种行骗方式也让哑巴中招了。
　　哑巴又聋又哑，但是他心中雪亮，看到我和勺子在说话，不时地看着他，他知道我们在说他，就疑惑地盯着我们，嘴角挂着模棱两可的微笑。勺子和我都感到不好意思，就不再说话了。
　　天空越来越亮，太阳爬上远处的山巅，羞怯地露出了半张脸，就像一个躲迷藏的孩子。几辆手扶拖拉机和大卡车轰隆隆地开来了，像倾倒货物一样，将这些血奴倒在了血站门口。护士们来了，穿着白大褂，一个个神气活现，趾高气扬，她们从血奴们的面前走过，连他们看都不看；血奴们敬畏地看着她们——这些被称为白衣天使的人，人群里鸦雀无声。
　　太阳就像一块干牛粪，将血奴们浑身都烤得暖烘烘的。有人脱下了毛衣，有人把裤脚挽起来。护士们开始工作了，排好队伍的人群向前慢慢挪动，我的前面是勺子，他已经一只脚站在了门口的台阶上。勺子下来就是我。我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