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访十年，无数次死里逃生（告诉大家你所不知道的城市另一面）》

阿呆

虽然我身处红尘滚滚的城市里，却与这个城市格格不入。我不知道在乞丐群落的外面，都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相信报社肯定也一直在找我，可是他们找不到我，他们不知道我就在地下，在窨井里，在一个谁也找不到的地方，在谁也不知道的隐秘的角落里。
　　我想起了几个月前美国轰炸我驻南使馆，我在饭馆里听到这个消息后，看到有的人把菜碗摔碎了，还有人把热水瓶从楼上扔下来，群情激奋。现在，几个月过去了，情况有什么变化，美国是怎么解释的？我在进入丐帮前一天的中午，还在看中国女子足球赛，她们以5：0的强大比分战胜了挪威队，现在，比赛早就应该结束了，中国队得了第一吗？

　　我与外界完全失去了联系。在这里，我只能寻求自救。
　　每天晚上挨着我睡觉的那个老大，是刚刚提拔的。他也只是比我早两个月才有资格睡在窨井中。他看起来年龄已经很大了，额头和脸颊上的皱纹密密麻麻，像被刷子刷过一样。后来我知道，他已经沿街乞讨五六年了。
　　以前的财务怎么死的，帮主的身世，也全是他告诉我的。他还偷偷地告诉我说：“帮主是个大混球，手里有命案。”那时候我一直以为这位老大说的命案是残害财务的案子，不知道他说的是另外一搭事情。
　　现在已经忘记了当初是怎么和这位老大走到一起的，怎么想也想不起来。反正人和人之间有一种叫做感应的东西，你看到某一个人，就感到亲切，就想和他交往，这就是感应；你见到另外一个人，就有一种排斥，甚至连他说话的声音都不想听到，这也是感应。当初看到那些老大时，我就让认定了这个人是好人，他的嘴角有两撇愁苦的纹路，就像一对小括号。他不像他们那么凶恶霸道，他就像一个刚刚从天地里回来，摔打摔打干净了裤脚尘土的农夫。事实上他就是一个农夫，被人欺负（他一直没有告诉我欺负的情形，受了什么样的欺负）后，就跑到城里做了乞丐。这些也是他以后告诉我的，他说他想走，可是拿不出放在帮主手中的“提成”。

　　他姓吴，我那时候一直称他吴哥。
　　吴哥的手下有六个乞丐，都是假扮残疾人的少年，帮主给少年们规定的任务是每人每天要乞讨到100元。别的老大手下如果有人没有完成任务，就会遭到毒打、饿饭等惩罚，第二天还要照样去干活，可是吴哥从来不打这些少年，完不成任务的时候，他也会假扮成瞎子上街乞讨，拿着个破碗，拄着根竹竿，靠在公交站台上一遍又一遍地说：“大爷大哥行行好，给我一元不嫌少，回去你捡金元宝……”

　　有一次，吴哥和我说起以后出去的情景，他说他有一对儿女，让他儿子跟着我学写字算账，“女儿就算了，女儿总归是人家的人，花那闲钱干啥？”
　　我想起了那次帮主给一个大哥说“你以后再不要来了”，那位大哥吓得浑身筛糠，我问为什么会这样？吴哥说：“那就是说，要把他做了。”
　　原来帮主如此阴险恐怖。

阿呆

一场大雨过后，天气变得凉快。大街上的人都穿上了长衣长裤，可能已经到了立秋时节，可是我不知道今天是几月几号，乞丐的生活每天都是一样的，乞丐的时间都是静止的。
　　有时候，坐在街边，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从面前走过，看着他们鄙夷不屑的眼神，听着他们呵斥我的声音，我感觉不到丝毫委屈，我已经完全把自己当成了一个乞丐，我也真的是一个乞丐了，乞丐是这个世界上脸皮最厚的人。他们为了钱而什么嘲弄都不在乎，所谓的自尊自强在他们的心中荡然无存。
　　有时候，看到那些给我的破碗里丢了一元钱的人，我想，如果这不是钱，而是一本书该有多好，随便什么书籍都行，哪怕是一张有字的纸片也行，我的眼睛和心灵太饥渴了，太需要文字来滋润了，那些字正腔圆、正大光明的方块字。我想起了茨威格的小说《象棋的故事》，如果能够给我一本棋谱，我现在也能炼成一个象棋高手。如果给我一本卦书，我就会炼成一个算命高手。现在，再难看懂的书籍，我也愿意看，我也完全能看懂。我相信。

　　日子平静地过去，流水一般，我每天干活，像没有思维的机器一样。
　　有一天回到窨井里，没有见到那个被帮主吓得浑身筛糠的人，我问吴哥，吴哥摇摇头。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个人，不知道他是被暗害了，还是逃跑了。
　　我盼望着他是逃出去了，然而可以穿着人穿的衣服，轻松而惬意地走在这座城市温煦的阳光下，想吃什么就到摊点买点什么，拉面扯面，夹馍面皮，还有大盘鸡，尽情地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超市商场，卖衣服的卖玩具的，想进哪家就进哪家，如果有老婆孩子，那就都带上。做一个能够仰起头来走在阳光下的正常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那天晚上我一直没有入睡，我想着怎么能够逃出去。身边的老大们都睡着了，烛光也慢慢暗淡下去，此刻，就在地面之上，车水马龙，人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而地下却是一片死寂。疯女人爬起来了，一丝不挂，她的身体在烛光中看起来异常单薄，像皮影一样飘忽而不真实。她轻悄悄地，没有任何声音，她的身影投射在洞壁上，很大很大，像一朵乌云。她的头发很长很长，随着身体的晃动，一张异常惨白的脸就从头发中露出来，没有血色，还有长长的尖尖的牙齿。我突然想起了以前看过的那些旧小说，女鬼只有在有半夜时分才会醒来。难道这个疯女人是鬼？她一直藏在地下，不敢走出去。这些男人以前也可能是人，后来被这个女鬼吸食了精魄，也慢慢变成了鬼。

　　走进窨井的这些天，我从来没有见到疯女人说过一句话，鬼是不说话的，鬼也不会说话。原来，身边真的是一群鬼。我是一直和一群鬼生活在一起。
　　烛光更加黯淡了，然后奋力一跳，便彻底熄灭了。我感觉到女鬼在慢慢接近我，跪在了我的身边，长长的头发耷拉到了我的肚皮上，我想爬起身，可是浑身没有力气，像泥巴一样酥软。女鬼在黑暗中狞笑着，我看到她的两排牙齿在黑暗中闪烁着瘆人的光芒，然后慢慢地伏在我的脖子上。我想大喊，可是张开嘴巴，却发不出声音。我的脖子一阵钻心的疼痛。女鬼抬起头来，嘴巴上沾满了血迹……

阿呆

“啊……”我终于喊出了声音，也睁开了眼睛，却发现原来是一场梦。烛光还在摇曳，身边睡的还是几个老大。
　　刀疤站起身来，他的身影在窨井里看起来异常高大，他用脚踩着我，一脚又一脚，嘴里狠狠地骂着。我不敢反抗，只把身体蜷缩成一个虾米，双手抱着头颅。刀疤踏了几脚，还不解恨，又把脚尖伸进我的手臂之间，踢我的头，我发出了痛苦的叫声。吴哥也起来了，他匍匐到帮主的面前，向帮主说：“也是个恓惶娃，就饶了娃这一回。”他一遍又一边地说，并伏下身体一遍遍地叩头，帮主终于发话了，他说：“停下子，再打就出人命了。”刀疤这才住手。

　　我的脸上有血流出来，摸在手掌黏糊糊的，全身火辣辣地疼痛，还不知道什么地方被打伤了。我扭头看到帮主面朝里面睡着，而那个疯女人一直睡得很香甜，一动也不动。
　　我一定要离开这里，呆在这里早晚会送命的。
　　第二天，我把自己要出去的想法偷偷告诉了吴哥，自从看到吴哥替我求情的那一幕，我感觉到他是一个绝对能够靠得住的人。吴哥说，他也早有这个想法，只是考虑到钱还在帮主手中，他不愿意就这样空着手跑出去，家中一儿一女还等着他养活。
　　我说，钱不要也行，赶快出去，出去后什么都好了。
　　吴哥说，他不甘心，他不甘心这些年乞讨的钱都送给帮主这个大混球。

　　吴哥还说，他只要自己的那一份钱，拿到钱后，他就回家，在村中盖一座两层高的小洋楼。夜晚吃过饭后，就搬张藤椅坐在楼顶上，吸着旱烟叶子，不，那时候就不吸旱烟了，改吸过滤嘴的红塔山，看到飞机从头顶上飞过了，就给飞行员说：“伙计，也来一根吧。”
　　我说，人家飞行员才不要你的烟，飞机上不让吸烟。
　　吴哥认真地说，那就让他带回家吸嘛！怕啥？老哥有钱嘛！
　　我想起了那个疯女人，我问吴哥窨井里怎么会有一个女人。
　　吴哥说，这个女人以前也是草花头（乞丐），是个哑哑，是别的男草花头发现她夜晚睡在公园里，就把她绑架了，带进窨井里，进献给了帮主。以后，她成了帮主的女人，也是帮主才能碰的女人。

阿呆

没有人知道疯女人家在哪里，也没有人知道她的经历，她来自哪里。
　　我想起了以前在小县城的生活，那时候，大街上常常会有疯子出现，他们浑身散发着恶臭，衣不蔽体，喜气洋洋地走着，还有些载歌载舞，逶迤而来，飘然而去。饿了，他们就在垃圾堆里寻找吃的；渴了，就拧开水龙头喝。曾经有一个女疯子，高大丰满，长发披散，肌肤白皙。神经没有错乱之前，她一定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可惜成了疯子，据说，这些漂亮女孩都是因为感情的问题才会成为这样。

　　那个女疯子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她经常不穿上衣，裸露着两个乳房，有些好心的老太太给她披上家中不穿的衣服，她马上就会脱下来。那时候，很多少年都是从这个女疯子的身上学习了生理卫生知识，而少女们见到她就会羞红了脸。后来，这个女疯子渐渐消瘦下去，接着，她的肚子又慢慢鼓了起来。再以后，她就消失了，不知道去了哪里。

　　县城的疯子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消失，然后隔段时间又会增多。知情的人说，当上面来人检查工作的时候，有关人士就会满大街搜索疯子，将他们赶上大卡车，趁着夜半，赶往邻县，然后倾倒在邻县的大街上，疯子们就消失了。而邻县有上级来人，又会把这些疯子一股脑儿扔回来，疯子们又增多了。
　　我想帮主窨井中的这个女人，可能也是被人从外地扔进了省城里，然后被乞丐们绑架后送进来的。直到现在都能看出她是很漂亮的，她有过丈夫吗？她的父母会不会一直在寻找她？她难道要在窨井中生活一辈子？一辈子都做帮主的泄欲工具？
　　后来来到南方，我深深感到了什么叫人性化管理，什么叫以人为本。有一次，我去救助站采访，同行的还有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我看到一幢高大整洁的大楼里，里面住的全是智障人，从50多岁的老人到几岁的孩子，救助站先送这些智障人去康复中心治疗，有的能够减轻病情，有的则无能为力。病情减轻的，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然后让家人来接；家人经济困难，无钱来领的，救助站则会坐上几天几夜的火车，将智障人送到家中。而那些病情没有丝毫减轻的，就会一直生活在救助站里。

　　同一片蓝天下，同一方土地上，用范伟大哥的话来说就是：“做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捏？”

阿呆

吴哥的梦想就是回家，他说他经常梦见一对儿女站在家门口等他，夏天也梦见，冬天也梦见。夏天的时候孩子的皮肤被晒得乌黑，冬天的时候孩子的手脚都被冻裂了。
　　我说，既然这么想家，就赶快回家啊。你是老大，没有人监视你，你什么时候想走就能走。
　　吴哥说，他的钱还在帮主那里，他要到钱才能回家。什么地方都没有家好，“三十亩地一头牛，婆娘娃娃热炕头。”
　　我不知道吴哥有没有婆娘，我也没有问。他只是向我说起过一对儿女的情况，从来没有说起过婆娘。
　　吴哥还说，等到有一天他要到钱了，就和我一起回他家，他家在黄河岸边，全堡子有几十户人，有一所学校，就是没有老师。我当过民办老师，去他们那里教书合适。

　　我问，学校一直没有老师吗？
　　吴哥说，以前有过一个，从外面堡子来的，不会教书。有一次，乡上来人检查工作，听这个老师给学生讲课，他站在讲台上给学生喊：“刺啦啦——啊（汉语拼音a），念。”娃娃们大着嗓门一齐跟着念：“刺啦啦——啊。”“刺啦啦——喔（汉语拼音o），念。”“刺啦啦——喔”。下课后，乡上的人就问：“你怎么前面还有刺啦啦……？”这个老师就说：“我这是跟着录音机学习的。”然后，他就把乡上的人带到他的房子里，按下了录音机的放音键，磁带陈旧，录音机卡带，就发出了“刺啦啦——啊”的声音。

　　我笑出了眼泪，这是我这些天里第一次开怀大笑。
　　吴哥说，唉，就连这样的老师，都留不住啊。村子小，周围十里就只有这样一个村子，没人愿意来教书。你来了肯定教得好。再怎么说，教书比你当草花头（乞丐）好得多。
　　我没有言语，我知道我不会去那个黄河岸边的村子去教书，我担心说出来会让吴哥失望。
　　我问吴哥，我怎么知道所有人都怕帮主？
　　吴哥说，传销你知道吗？这也跟传销一样。

阿呆

自从知道了吴哥的根据地后，我每隔几天就装着解手，去吴哥那里转转。我知道有一双看不见的眼睛在盯梢着我。监视在乞丐群落里无处不在。
　　吴哥说他不想去美国，他只想回家。他说，就算他去了美国，那一对儿女怎么办？我没有戳破帮主的肥皂泡，我没有说你们根本就不可能去美国，甚至连深圳珠海都去不了。出国是需要护照的，你们哪个人有护照？你们又知道护照是怎么办理的？到特区要边防证，你们谁又办过边防证？没有正当职业又怎么会给你们办理边防证？
　　但是我又不知道帮主为什么用美国梦蒙骗大家？他到底在耍什么阴谋？
　　吴哥问我帮主的钱都放在哪里？
　　我说，你想干什么？

　　吴哥说，我只是随便问问，我们那么多钱放在他一个人手中，会不会有事？
　　我说，帮主每隔几天就让人把零钱换成整钱，藏起来。窨井的角落有个铁罐子，铁罐子下面有个洞，钱都藏在洞里面。
　　吴哥没有说话，只用一双因为浑浊而显得忧伤的眼睛望着天空。
　　后来，我一直后悔那天把藏钱的地点告诉了吴哥。如果没有告诉他，也许就没有以后发生的事情，我也就不会这样深深追悔。
　　当天晚上，也许是到了第二天黎明时分，睡在最外面的我，突然听到了一阵打骂声和求饶声，刚开始还以为是做梦，后来声音越来越大，我惊恐地睁开眼睛，突然看到吴哥倒在地上，脸上全是鲜血，像一层红纸糊在脸上。他呻吟着，喘息着，声音很大，像拉动了风箱。

　　看到吴哥伤成了这样，我忘记了害怕，我问帮主：“怎么了？”
　　帮主没有说话，我又看着烛光中刀疤那张异常狰狞的脸，刀疤说：“他妈的偷老子们的钱。”
　　吴哥有气无力地说：“我只想回家，我只要我那一份。”

阿呆

那天我出去得很早，我临走时看到吴哥躺在地上，向我露出了凄凉的微笑。我抓着吴哥的手，吴哥的手冰凉冰凉，像一截铁器。我想对他说，吴哥，等我回来。可是我不敢说。帮主像一只盯着老鼠的老鹰，蹲在墙角。刀疤像个流氓一样斜着身子站在身边，一条腿直立不动，一条腿不断抖动着。事实上，他就是一个流氓。
　　吴哥也想对我说什么，可是终于没有说出来。他握着我的手摇了摇，然后就松开了。
　　那天，阳光很旺，而我的心中充满了悲哀。大街上有人放鞭炮，还有一队吹吹打打的人迎面走来，吹唢呐的摇头晃脑，像一个大头娃娃；敲锣鼓的蹦蹦跳跳，像一根弹簧。那种场景很像电影《小二黑结婚》和《白毛女》中欢庆解放的情景。这些满脸笑容的人们，是否知道，此刻就在他们脚下的窨井里，有我的兄弟奄奄一息地躺在那里？

　　我想冲过去，把窨井中发生的一切告诉他们，可是看看自己这身破烂的衣服，又犹豫了，我是一个乞丐，他们会相信我吗？在他们的眼中，我是乞丐，是一个神经错乱者，他们会相信吗？他们会相信有人住在窨井中吗？
　　我独自向自己每天乞讨的那条马路上走，身单影只，一片苍凉。今天的天空特别晴朗，今天大街上的人都喜气洋洋，可是这一切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我被这个城市遗忘了，我们这群人也被这座城市遗忘了。
　　我刚刚走到平时乞讨的那个台阶上，刚刚在面前放好破碗，还没有来得及抬起头来，脊背上就挨了重重的一棍，打得我差点晕过去。我惊恐地抬起头，看到身边站着一个手持长棍的保安，他神气活现地抖动着手中的长棍喊道：“滚开，今天不准要饭。”
　　我拿起破碗，像一只挨了砖头的狗，落荒而逃。
　　很多天后我才知道，那天是一个什么外国元首来到我们这座城市。有关人士要求市民上街欢迎，所有乞丐都不准上街。

　　不能干活，我只能向窨井的方向走。否则，出去一整天，没有要到一分钱，会受到帮主的呵斥和老大的殴打。还有，我心中一直牵挂着吴哥，我不知道他伤势怎么样了？他现在在干什么？
　　可是，回到窨井后，他不见了。

阿呆

我感到极大的恐惧。
　　窨井里只有帮主和那个疯女人。帮主看到我回来了，很不高兴，他完全不了解外面发生了什么，他恨恨地说：“大白天的，不去干活，跑回来干什么？”
　　我好像站在空中楼阁中，正在惶恐不安中，突然看到脚下伸出了一架云梯，心中狂喜。我说：“脚上扎了一根刺，走路难受，有没有一苗针让我挑挑。”
　　“没有。”帮主生硬地说。
　　我慢慢地走出窨井，心中打定了主意，赶快跑。如果晚跑一步，等到刀疤们回来，我可能就再也走不了了。我可能就会和吴哥一样，在这座城市里神秘消失。
　　走出公园，我故意先向相反的方向走走，然后猛然扭头往回走，看有没有人跟踪。还好，没有发现可疑的人。我又扭过头来，向前走几步，突然就看到了刀疤，他穿着整齐，衬衣西裤，衬衣的下摆塞进西裤里，像一个办公室上班的白领。大概因为今天不能乞讨，他也准备回到窨井中。
　　刀疤也看到了我，他大概没有想到我会出现在这里，脸上带着疑惑惊讶的神情。我没有多想，连忙转过身去，一路狂奔。
我觉得自己跑得很快很快，路边的人群像河水一样向身后流去，耳边是呼呼的风声。跑到街角，一回头，刀疤竟然就在距离我十几米的远处。几十天的乞丐生活，让我本来就不强壮的身体更加瘦弱，让我体内仅有的营养消耗殆尽。而刀疤就不一样，他天天都能穿着干净的衣服，堂而皇之地坐在饭店里，想吃什么就来点什么。我跑得气喘吁吁，而刀疤在身后紧追不舍。

　　又跑了几十米，我的头脑在飞快地转动着，如果我和他在大街上打起来，会不会引来警察？会不会有人来帮我？不会的，肯定不会的，一个穿着体面的人殴打一个乞丐，没有人会帮助乞丐的，甚至连警察也可能不会管的，乞丐的命贱若蝼蚁。我注定又会被他们抓进窨井里。
　　一辆出租车停在路边，我身上没有装一分钱，我已经顾不上这么多了，我向出租车司机招招手，出租车司机看到了我，又漠然回过头去，出租车后面冒出一股轻烟，开走了。
　　我只能拼命向前跑。
　　后来我跑到了一个公交车站，一辆公交车刚刚启动，就在车门即将关上的那一霎那，我跳上了公交车。公交车轻快地开走了，隔着玻璃窗，我看到站台上刀疤被气歪的嘴巴和那道闪闪发光的刀疤。

阿呆

我刚刚松了一口气，就听到公交司机坚硬而冷漠的声音:“钱！”
　　我的身上没有一分钱，今天的“生意”还没有开张，我没有钱。我看着这个留着两撇小胡子的青年说：“大哥大哥，我没有钱，以后一定给你补上。”
　　公交司机冷冰冰地说：“没有钱就在下一站下车。”
　　我想，无所谓了，下一站距离这站少说也有几百米，刀疤再怎么跑，也跑不过公交车。到了下一站，我再上一辆公交车，如果只让我坐一站，我再转车。几十天的乞丐生活让我有了极强的生存能力，也将我的脸皮锤炼得厚若城墙。
　　我向车后走去，车上的人都用鄙夷不屑的目光看着我。车上有两个空座位，可是空座位的旁边坐的都是两个漂亮女孩子，她们目视前方，没有看我，但她们分明却又看着我，她们故意把身体向空座位的这边挪了挪，抗拒我过来。我知趣地站着，听着老式公交车轰隆隆的引擎声，看着窗外飞驰的风景，一种幸福的感觉涌上心头，眼泪模糊了双眼。

　　自由，真好！
　　几分钟过后，公交车停止了，我被司机赶下车。然而，这里已经不再是帮主的地盘，这里距离那块罪恶之地已经很远很远，我呼吸着自由的空气，心灵像花朵在开放。我看着街边的房屋，街边的店铺，还有街边一个个行走的人，这一切美好得像电影中的镜头。
　　10年过去了，我还能记得那天的情景。那天空气中有一股甜丝丝的气味，那天大街上的每个人都喜气洋洋，那天的阳光是橘红色的，那天的天空是湛蓝色的。
　　然后，我打听报社的位置，走向通往报社的方向。

阿呆

那天，我走到报社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我站在报社门口，突然泪流满面。
　　我想起了第一天报道的情景，想起了第一次吃饭的情景，还想到了第一天夜晚走在报社这条道路上的情景，我像巴尔扎克笔下的艾斯提捏一样说：“巴黎，我来了！”
　　短短的几十天，已经恍若隔世。
　　那时候，正是报社最忙碌的时候，记者们刚刚采访回来，忙忙碌碌地坐在办公室写稿，10年前北方报社的记者们还没有用电脑，每月从总编办公室领取几叠方格稿纸，几杆圆珠笔。每家报社都有好几个录入员，这些录入员通常都是女孩子，她们把记者写好的稿子输入电脑中，她们经常要在记者潦草的字迹前揣摩半天，绞尽脑汁；她们都用五笔输入法，一双小手像翅膀一样在键盘上飞翔，那种姿势常常让不会电脑的农村记者羡慕不已。这时候也是编辑们正忙碌的时候，他们要打开各种网页，搜寻当天的热点新闻。

　　我走过一间间办公室，看到的都是埋头忙碌的身影，我一直走到了楼层最里面的主任办公室。
　　主任也在忙碌着，突然一抬头看到了我，他哎呀呀叫一声，扑过来将我抱在怀中。我浑身散发着酸臭味，可他不管不顾。等到松开了手，我们的眼中都充溢着泪花。
　　这一抱，让我们以后成为了生死之交。几个月后的一天，当他说自己要去南方闯荡，问我去不去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说：“走。”
　　主任的叫声惊动了整层楼梯上班的人，很多人跑过来，问候我。他们中有的我刚刚认识，有的面容陌生。老总也来了，他握着我的手说：“一直在找你，一直找不到，后来我们只好给警察报案了。”
　　我说：“我正好想找警察，那些乞丐是黑社会。”

阿呆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香很香，我一倒下去，就坠入了黑暗中，我全身放松了，任黑暗托扶着我。我像一根羽毛，飘荡在风中。随风而安。
　　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我被推醒了，睁开眼睛，看到刺眼的阳光照射在窗户上。主任说：“快起来，警察在等你。”
　　身边站立着一名警察，身材魁梧得像一块钢板，我跟着他走出了报社的宿舍，钻进了一辆警车里。警车驶入公园，公园里站着几十个穿制服和没穿制服的警察，个个面色凝重。公园已经戒严了。
　　我带着警察来到了那个窨井盖的旁边，窨井盖还在完好地盖着，此刻，帮主和老大们都还没有起床。他们的早晨从中午开始。
　　一个小时后，窨井盖被从下面顶开了。守候在窨井边的警察扑上去，出来一个，抓住一个。几个老大全被束手就擒。
　　老大们被带往公园外的面包车里，刀疤突然看到了我，他的眼睛几乎喷出火来，恨恨地说：“原来你是警察，老子看走眼了。出来后老子剥了你的皮。”我的背脊掠过一层寒意。
　　一名警察一巴掌把刀疤的话打回嘴巴里，刀疤不再言语。

　　几名警察钻进窨井里。一会儿，帮主被带出来了，他看到我，低下了头，面如土色。疯女人也被带出来了，一名警察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披在她的身上，疯女人挣扎着喊：“不去！不去！”她也被带进了警车。
　　这个黑社会性质的乞丐群落至此全部落网。这个案件曾经轰动一时。
　　一个月后，警察告诉我，帮主是一名杀人潜逃犯。三年前，他因为桩基地的事情与邻居发生了纠纷，一撅头将邻居打死了。家乡不敢呆，他就跑到了省城里，又担心遇到熟人，此后就选择窨井作为自己的居住地。
　　帮主后来被枪毙了。
　　刀疤和几个老大都被判处程度不等的有期徒刑。现在，不知道他们出来了没有。即使出来了，我来到南方，远隔千山万水，刀疤也不会找到我。
　　吴哥没有死，他那天走出窨井，准备监管残疾少年乞讨，没有想到当天限制乞讨。由于伤情过重，他昏倒在马路上，被好心人送到了医院里。警察侦破这起黑社会性质的丐帮时，吴哥提供了大量的证据。

　　疯女人没有消息。
　　10年过去了，不知道吴哥还好不好，他回家了吗？孩子也都长大了吧？他们那个黄河岸边的学校，是否来了新的老师？

阿呆

【第二章：暗访妓女群落】
　　这次暗访源于一起刑事案件。
　　暗访乞丐群落后的半个月，省城发生了一起凶杀案，一名妓女被嫖客残杀在出租屋里，从现场的种种线索分析，系嫖客所为。然而，想要在偌大的城市里找到嫖客，却如大海捞针。
　　几乎在同一时间，很多城市里都发生了妓女被杀害的案件，为什么凶手都盯上了妓女？妓女真的像外界想象的那么有钱吗？他们的工作是不是充满了危险性？这些问题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那时候的妓女还是很神秘的。
　　为了了解妓女的生活现状，我开始打入了妓女群落。
现代妓女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很多人都会认为是改革开放后，人们观念更新，才出现了妓女，卖淫行业才死灰复燃。其实错了。我曾经采访过南方一座城市的前高官，他说早在文革时期，这座城市的某一个地方，有一片树林，每到晚上，就有几百名妓女聚集在那里，等待着嫖客挑选。嫖客都是骑着自行车来，看上哪个妓女，就载着她离开。后来，这片树林被高楼大厦所取代。

　　我想，那时候妓女的经营方式类似于今天的“站街女”。
　　按照我10年来多次对妓女的暗访，我觉得妓女可以分成这么几类：第一类的营业场所在酒店，环境幽雅，收入丰厚，他们不会出台，只在酒店里做生意。这些年里，很多酒店里有了外国妓女，以俄罗斯妓女居多。第二类在桑拿房里，环境较好，收入比第一类少很多，也不会出台。第三类在发廊里，环境较差，收入略少于第二类，一般不会出台。最后一类就是俗称的“站街女” ，风险最大，收入又最少，而凶手盯上的也是这类妓女。

　　我的暗访对象也只放在第四类妓女身上。

阿呆

那幢楼房一到夜晚就成了妓院。尽管天气炎热，但家家房门紧闭，窗帘严实，从门缝窗缝里传来丝丝缕缕女人或雄伟或细小的呻吟声。站在天井中央，像在欣赏一曲宏大的交响乐。绵绵不断的声浪，冲击着我的耳膜，折磨着我的忍耐力。
　　很多时间里，我会坐在门房的屋檐下。北方的房屋建筑有个规律，不管院子里是华堂大厦，还是低矮茅屋，都喜欢在院子出口处盖个门房。我在屋檐下看到小姐们走进走出，一个个风姿绰约，摇曳生辉，她们的衣服短得不能再短，薄得不能再薄，走路的姿势也极尽夸张，浑身散发着一股妖气。
　　如果妓女走在大街上，你很容易就能分辨出来。为什么？因为她们的身上有一股妖气。这股妖气只能感受出来，只能揣摩出来，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
　　夜晚的这家大院，就像走马灯一样，各种角色在粉墨登场。如果小姐独自走进来，后面几十米处一定跟着一个探头探脑的男子；如果有男子从这个院子里走出来，隔几分钟后就一定有刚刚和他工作完的小姐走出来。那些男子就像上公共厕所一样“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就这样风雨兼程。”
　　夜半过后，妓女们陆续回来了，有的赚钱了，兴高采烈，隔着老远就对着楼上喊：“老公，下来吃宵夜。”有的垂头丧气，回到出租房里，很快就熄灯睡觉。
　　出租房里除了妓女，还有各种各样的人。有的是妓女的丈夫，有的是妓女临时姘居的男友，有的是背后保护妓女的人，还有的是依靠妓女养活的人。

　　刚刚搬进这间出租屋的时候，有三个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个是小兰，来自于这个省某山区僻远县的一个村庄。我以后见过她的身份证，家境应该不好。小兰长得不错，身材又细又高，大概在170厘米左右，身上“三突出”，脸上有几颗小黑痣，脚上穿着很厚很厚的凉鞋。那时候很流行这种像老戏中的靴子一样的凉鞋，那个夏季时髦的女孩子几乎一人一双这样的鞋子。小兰的眼睛细长，眼角上翘，看起来总好像在笑。

　　有一天，小兰带进来一个瘸子，那个瘸子应该有30多岁，穿着西装，没有扣纽扣，他一走动，西装的下摆就像翅膀一样扇动。他一进房门就将小兰扑到在床上，小兰挣扎着，但是徒劳无益。那天夜晚小兰的窗户没有关，她可能是还没有来得及关窗户，就被瘸子压在了身上。隔着窗户，我看到瘸子揭开小兰的裙子，小兰发出了哭声。
　　我当时一直在做思想斗争，我要不要冲过去，要不要报警，要不要救小兰。如果是别的纯洁的女孩子，如果不是妓女，我一定会冲过去，然而，那个房间里此刻媾合的是妓女和嫖客，我该不该管？直到现在我还在想着，那天我该不该管？
　　几分钟后，那个男子起身了，系好了裤子，他粗暴地对小兰说：“哭什么？以后有我罩着你，就没人敢欺负你了。”然后瘸着腿走了出去，没有给钱。
　　小兰一直在哭，哭了十几分钟后，她擦干眼泪，也出去了，继续接客。
　　后来我知道了，那个瘸子是这个城中村的老街痞，做这种皮肉生意，有时候也拉皮条，妓女们每做一单，不管是不是他拉的生意，他都是要抽份子钱。他的手下有好几个妓女。

阿呆

第二个女子名叫小雯。不知道来自四川还是重庆，她说话的时候喜欢说“啥子，啥子？”一笑就有两个小酒窝。小雯个子不高，眼睛很大，浑身就像吹涨的气球，每一处都圆滚滚的。
　　小雯不是一个人租房住，和他住在一起的还有一个男人，也是四川和重庆的口音，喜欢说：“格老子的，格老子的。”这个小个子男人夏天总喜欢耷拉着一双拖鞋，穿着极大极大的短裤，短裤里足以塞进一头大肥猪。他经常光着上身，身上条条肋骨像键盘一样凸起。这个男人没有工作，也什么都不干，他白天昏睡，夜晚吃完小雯做的晚饭后，就嘴角挑着牙签出去打麻将了，而小雯也去找男人了。

　　我之所以在院子里上百户人家中注意到他们，是源于一次打架。
有一天黄昏，我听到院子里响起一个女人的哭声，声音异常尖利，还有什么东西抽打在身上的声音。我循声望去，就看到了小雯和那个男人。很多人都出来了，但没有人去管，大家都兴高采烈地看着，希望会有更好看的事情发生。从别人的交谈中，我隐约明白了事情的原委。这个男人是小雯的老公，也可能是男朋友，他每天夜晚去村子里的麻将馆去赌钱，没有钱就向小雯要。小雯钱赚得很不容易，竞争又激烈，昨天晚上没有一个男人来，没有赚到钱。男人要不到钱，就打小雯。

　　村子里的几家麻将馆昼夜不息，灯火通明，里面的常客除了小雯丈夫这种老赌徒，再就是妓女们。赌徒们先用钱从麻将馆老板处买到筹码（一种圆圆的像瓶盖一样的东西），然后才能打麻将。最后，赢到筹码的赌徒就从老板那里领钱。
　　小雯丈夫水平极差，每次都被杀得大败而归，却屡败屡战，乐此不疲。结果，小雯辛辛苦苦赚到的皮肉钱都被丈夫送进了麻将馆，养肥了麻将馆老板和那些赌徒。
　　第三个女子名叫唐姐，我这是跟着别人叫的。唐姐大概30多岁，不好看，大门牙，扁平脸，一脸苦相。真想不到，像这种容貌怎们能够做这份“工作”？但是唐姐自称自己服务态度好，“那些小姑娘不会做的，我都会做。我结婚好多年了，经验是她们不能比的。”有一次，唐姐向我这样炫耀说。
　　唐姐说话不考虑，什么话都敢说。她说她发明了一种新的方法，取悦嫖客。北方缺水，尤其这种城中村，经常会停水，堂姐说她把牙膏涂在男人那个东西上，“吃起来就是牙膏味。”这句话让我恶心了很久，牙膏居然还有这样的用途！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一见到牙膏，就会想到唐姐说的这句话。
　　唐姐好像是西北另外一个省份的人，说话是用舌根发音的。衣服也穿得很普通，看到人家穿吊带装，她也在路边地摊上买了一件，结果她穿上去后，看不到美感，只看到肥肉块块饱绽，惨不忍睹。
　　这些妓女中，唐姐很爽快，问她什么就说什么，毫无顾忌。
　　唐姐的房间里还有一个老头，老头足有70岁，走路都颤巍巍的，浑身干巴响。以前我以为老头是唐姐的父亲，堂姐说：“这房子是老头租的，我在他这里住。有男人一来，老头就出去了。”

阿呆

城中村里有好几家发廊。从那个时候开始，发廊已经不理发了，改成了按摩松骨。所谓的按摩松骨，就是媾合的代名词。
　　发廊里的妓女经常坐在玻璃门的后面，袒胸露乳，每个发廊都有专门的工作服，这种服装也不知道是谁设计的，但是绝对是针对妓女设计的，领口极低，开叉极高，却又把最重要的部位遮挡住，留给人无限的想象空间。穿着工作服的妓女坐在门后，看到有男人走过来，就喊：“来呀，来呀。”也有的妓女看到男人来了，故意走出发廊，挺着颤巍巍的奶子，扭摆着丰满的屁股，看到吸引了所有人的视线，又装着若无其事地走回来。

　　因为有了站街女，发廊的生意大受影响。因为站街女便宜，三十元五十元都可以，而发廊开价就是一百元。来来往往城中村的人都是农民工，他们当然会贪图便宜。于是，发廊女对站街女痛心疾首，她们看着站街女，当面就叫“婊子”、“破鞋”。站街女比人家低一个档次，经常是听见了装着没有听见，落荒而逃。
　　我一般都睡得很晚，总是要院子里安静了之后才会回到房中。有一天凌晨，楼下响起了敲门声，声音很重，整幢楼都听见了，但是没有人去开。这幢楼里掩藏着多少罪恶啊，都担心会被暴露在阳光下。我相信那一刻很多房间里的人颤抖不已，惊恐不安。所有的灯光都关掉了，有人偷偷地打开后窗，跳了出去。
　　敲门声依然响起，我好奇，就来到了门房后，隔着门缝，看到暗淡的路灯光下，一个女子孤苦无依地站着，我问了声“谁？”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回答说：“大哥，快开门啊。”
　　我打开门，门外的女子一下子倒进来，我看到她的脸上都是血迹，衣衫破烂，光着脚板。是小兰。
　　我问小兰：“怎么了？怎么了？”

　　小兰哇哇哭着说：“我被人打了，脚扭了。”
　　我看到小兰的右脚肿起好高，站都站不稳，我背起她就走了出去，寻找诊所。
　　这条街巷有一个社区医疗，可是现在已经关门了，隔着栅栏防盗门敲了很久，没人答应，估计里面没人。我又背着她向巷口走，巷子里没有出租车。
　　站在巷口，好容易拦住了一辆出租车。出租车司机疑惑地看着小兰裸露出的胸脯和大腿，又看看我，犹豫迟疑。小兰说：“我身上没有一分钱。”我说：“我有钱，快点开往附近的医院。”
　　坐在出租车上，突然看到了路边有个准备关门的诊所，我喊“停，停。”背着小兰走了进去。

　　诊所里是一个老医生，戴着老花镜，脸上垂下两嘟噜肉，看起来好像学识渊博。他脚踩在小兰的右脚面上，手掌扶着她的膝盖，突然一发力一扭，听到格巴一声响，小兰呻吟一声，错位的关节扶正了。老医生又给小兰脸上身上的伤痕涂了药。
　　“多少钱？”我问。老医生伸出了三个指头。“三十。”“三十？开玩笑？三百。”
　　我只好给了300元。
　　坐在回去的出租车上，小兰说她今晚接客，被客人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