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访十年，无数次死里逃生（告诉大家你所不知道的城市另一面）》

阿呆

勺子走进去了，我看到他坐在了一张凳子上，那张凳子异常古老，已被无数人的屁股磨得光滑闪亮。他把手臂放在桌子上，手臂青筋暴露，像蚯蚓一样。他的手肘下是护垫，护垫里塞着坚硬的棉花，护垫因为和无数的手肘亲密接触，已经变得肮脏不堪，像一块还没有来得及清洗的尿布。
　　我跟着勺子走了进去，我就站在勺子的后面，我看到了护士身边坐着的血霸，他正悠闲的抽着烟，微微眯缝着眼睛，桌子边放着一部手机和一盒中华牌香烟。那时候，这两样东西最能代表身份。在我之前，我们那座小县城里还有一个人出去当记者了，他是县委一个部门的合同工。有一天，他回来了，西装革履，油头粉面，梳着那个时候的“领导头”，头发统一梳向后面，露出耳朵。他走进县委大院的时候摇摇晃晃，俾睨四方，一手拿着手机，一手拿着一盒中华烟。后来在我也做了记者后，才知道他在一个地市级小报里做业务员。

　　这个血霸不是此前我看到的那个血霸，这个血霸比那个血霸苍老，他们都同样地脸型瘦削，但看起来他比那个更阴险。他的眼光很毒辣，落在你的身上，像剔骨刀一样，将你的骨头磨得窸窣作响。流氓就是流氓，尤其是那些老流氓，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能露出本色。
　　护士拿起针管，没有做什么准备，就将针头刺进了勺子的血管里，勺子的背影似乎抖动了一下，又变得沉默了。一股血液，像蛇一样顺着针管，飞快地流进桌子旁边的塑料包里，塑料包放在磅秤上，突然奔涌而出的血液打在毫无准备的磅秤上，让磅秤的指针突然沉下，又向上回复。秤盘也开始摇晃起来。勺子的耳根突然颤抖了一下，他一定很疼痛。
　　勺子抽完血，站立起来，用棉签压着血管上的针眼，向外走去。轮到我了，我只要跨出这一步，只要坐在那张古老的凳子上，我就像躺在案板上的羔羊一样，连叫一声的机会也没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刀子捅进脖子里。
　　就在勺子和我擦肩而过的时候，我突然大叫一声，摔倒在地。我闭着眼睛，浑身哆嗦，就像受到了极度寒冷一样。我感觉到勺子俯下身抱着我，一声一声着急地问：“怎么了？怎么了？”我还感觉到血霸也站了起来，他气急败坏，大声叫骂。很多血奴都围在门口，焦急地向房内张望，很多双手抱起了我，在我的胸口拍拍打打。我听见护士镇定地说：“晕血，没事的。”

　　我不是晕血。我从小就一直胆子很大，我爬上过五六十米的烟囱顶上，那个烟囱几十年都没有人上去过，我以后回想起来才感觉到害怕；我还一个人走过几十里夜路，乡村的夜路经常有狼鬼出没。我从没有害怕过。小时候和人打架，被人打得满脸是血，我也没有害怕过。
　　我是装的。
　　我憋着气，憋得非常难受，后来实在憋不住了，我才睁开眼睛，大口大口地吸气，我消瘦的胸腔上，肋骨根根凸起，像琴键一样，而此刻的我就是一架风琴，充满了忧伤和无奈。
　　血霸走出来了，他穿着皮鞋，他狠狠地踢着我，叫骂着，我一边躲闪着他残酷的皮鞋，一边解释着。长发从人群中走出来了，他用当地方言向血霸说着什么，血霸停止了咆哮，气呼呼地甩打着刚才因为踢我而沾上尘土的裤脚。
　　长发有些生气地对我说：“你卖不了血，就早点说嘛！”我像做错了事情一样地低着头，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对长发心存感激。
　　那天回来后，我一直坐在房间里，没有吃饭，也没有人叫我吃饭。没有卖血，我感觉对长发充满了愧疚。然而，如果卖血了，我可能就会感染上某些病菌。听说经常卖血的人，像吸毒一样也会上瘾，几天不卖血就会难受。卖血也像卖淫一样，让人变得懒惰，明知道卖血是在透支生命，但是想着这种不用劳动就能获取钞票的生活，仍然心甘情愿去卖。

　　我想离开，然而在这里路径不熟悉，我不知道怎么才能逃出去。我想，也许长发能够帮忙。
　　我正想着长发，长发就出现了。他来到了门口，和血霸一样不愿意走进来。这间房屋太脏了。我知趣地走出去，像做错了事情一样看着长发，又惶惶不安地低下头。长发还是早晨那句话：“你卖不了血，就早点说嘛！”
　　我不言语。此刻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名被轮奸的少女，稍有反抗就遭到了轮奸者的责怪。但是，我知道长发和血霸他们不一样，长发身上还有尚未泯灭的人性。
　　长发说：“我给老大说了，你以后就在厨房做饭吧。有需要的时候，就给大家讲讲课，你是老师，会讲好的。”
　　我强压着心头的狂喜。直到长发走远了，我才几步跨进房间里，蒙着被子大笑。
　　天上真的会掉馅饼。
　　然而，血奴们还要听什么课？我不懂。

阿呆

早在几年前，一股叫做传销的歪风就席卷而来，它的波及面之广，祸害之深，连这样的山村也不能幸免。
　　传销的基本功就是煽动，让煽动达到洗脑的目的。谎言重复一百次就是真理。就像现在和我们挨着的某一个小国一样，整天进行的是愚昧教育，让老百姓相信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某一个人给予的，某一个人是太阳，尽管他们生活得并不幸福，但是他们还以为自己生活在幸福之中。尽管刚开始没有人相信这些混账话，但是不断地说不断地听就都相信了。这就是可怕的洗脑。

　　传销与此同理。
　　血霸看到了传销的可怕功力，他就活学活用，把传销的技巧也用在卖血中。他想让血奴们知道，人的血液源源不断，不卖就不能得到血液的更新。每月抽血几次，对身体没有任何害处，相反能够促进血液的新陈代谢。卖血是本世纪的阳光职业，国外很多人都选择这种职业。
　　我想起了那个小国家的宣传，他们说世界上很多人都在受苦受难，每年都会饿死很多人。他们的国民就相信了。不相信也会相信，因为他们没有别的信息可以参考。
　　血奴们也没有任何信息可以参考，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不识字，即使识字，也了解不到这些科学知识，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我觉得我有义务，给他们传授真正的科学知识。
　　我讲第一堂课是在这个院子里，那天几乎所有的血奴都来了。血霸没有来，他可能有别的事情做。听血奴们说，他在城里有好几个情人，他经常会开着他的高档车去城里过夜。血头肉瘤也来了，他端了个凳子坐在院门口，叉开双腿，一副老大的派头。
　　面对着这些坠入黑暗中的人，我有很多话要说，但是我最想说的是AI滋病。这才是血奴们面临的最可怕的敌人。
　　我说，有一种疾病，它的最主要的传播途径就是血液，如果血液里感染了这种病菌，人就只能面临死亡，因为截至目前，还没有一种药物可以治愈这种疾病。这种疾病的感染者，多则十几年，少则几个月，就会死去。而卖血，也最容易感染这种病菌。
　　此前，我曾采访过两例AI滋病患者，我亲眼看到了他们消瘦的身体，他们坐在我的面前，一遍又一遍地吐痰，浓浓的痰液中，夹杂着血块。时隔两个月后，当我再回访他们的时候，他们死亡了。
　　我说起了那两个AI滋病患者的惨状，说起了他们的凄苦和巨大的精神压力。我说，那两个人也是卖血的。

　　血奴们一阵骚动，有人发出啊呀的惊叹。肉瘤把凳子向人群的方向挪动了几步，他很好奇，也想听下去。
　　我说，卖血的人之所以传染了AI滋病，关键在于使用了不洁针头。当前一个人的血液中有了AI滋病菌，针头接触了他的血液，再刺入你的血管中，你的血液中也会被传染这种病毒。这时候，这个针头刺入多少人的身体里，就有多少人会被传染上AI滋病。
　　人群静悄悄地，我看到很多人的脸上露出了惊恐的神色。
　　我说，当务之急是，一定要求护士必须用还没有拆开包装的针头针管来接触你的身体，否则，就不与护士合作。
　　肉瘤听到了我的话，他站在人群外大声喊：“放屁，放屁，哪里有这种事情。”

　　我知道自己此时绝对不能退却，我必须顶住，让所有人相信我没有说谎，我说的是真话。我也大声说：“我家在河南，周围就是那个有名的AI滋村，我们那里很多人就是这样被传染上了这种病。”
　　啊呀，人群又发出一阵惊叹。
　　“放屁，放屁。”肉瘤气急败坏，想挤进人群里，向我动粗，可是他挤不进来。人群密密麻麻，水泄不通，像一面厚厚的墙壁。
　　“必须保住大家的性命。”我继续说，“如果不断有人死亡，对你又有什么好处？”

　　肉瘤不再挤了，他像泄气的皮球，瘫坐在那张凳子上。
　　“秀才啊，秀才。”很多人感激地叫着我。很多地方的人，都把有文化的人尊称为秀才。
　　肉瘤那天没有打骂我，事后我才知道，他得到了长发的解释。长发说我是老师，知道很多。长发还说，重复使用针头确实很容易传染AI滋病。
　　第二天下午，我听同房间那个总喜欢搓着身体上的垢甲的血奴说，当天卖血的时候，很多人要求更换针头，致使卖血一度中断。后来，别的血霸手下的血奴也跟着他们学，也要求更换针头，让那些穿着白大褂的人很难堪。
　　此后，这家血站开始了一人一针，我感到很欣慰。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已经有了AI滋病，但是这样至少可以将这种可怕病菌的传播降到最低。
　　我几乎无时无刻地想着怎么逃走，也在心中制定了很多条方案，但不久又将这些方案一一放弃。我知道，没有知情人的帮助，我很难逃出去。而能够帮助我的最合适的人，就是长发了。
　　然而，长发会不会帮我？

阿呆

　我在厨房的工作很简单，就是给厨师当下手，剥葱剥蒜，劈柴端炭，日子过得很清闲。然而，天气一天天热起来，夏天快要到了，我也该走了。我要写稿赚钱，要打电话给家里，而这么长时间里，我已经与外界失去了所有联系。
　　经常来给厨房送菜的是那个三轮车夫，就是那晚接我来的那个三轮车夫，他性情憨厚，见人不说话先微笑，神情显得很谦卑。他一个人供养两个孩子读书，一个上初中，一个上小学，而妻子几年前患病去世了。他每天很早起床，蹬着这辆破三轮车，到处揽活，每天晚上很晚才回家。即使这样，日子仍然过得捉襟见肘，他不得不也来卖血。现在，全国实行了九年制义务教育，没有了孩子的学费负担，没有了各种税费，他的日子应该很好过了吧。遗憾的是，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我不知道三轮车夫的名字，每次都是喊他老哥，老哥是北方人对自己所尊敬人的通用称呼。
　　老哥一生受过很多苦，出生在官方所说的三年困难时期后期，因为养不活他，被父母扔在了野外，后来又被一个过路人捡拾了，这个人又将老哥送给自己一个没有生育能力的亲戚，老哥就一直在这个亲戚家长大。所幸的是，老哥来到那个亲戚家的当年秋天，粮食就获得丰收，此后就再没有发生过饿死人的现象。
　　然而，接着文革就开始了，农民们兴修梯田，广种薄收，每天是没完没了的检举揭发，斗争批判，学习文件，国民经济和家庭经济都到了崩溃的边沿。老哥说，那时候的苦日子漫漫无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吃饱饭。农民们的最大愿望就是吃饱饭。
　　文革结束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老哥说，那时候的农民干劲十足，当年每家每户都有了余粮，他也是几十年来第一次能够吃饱饭。然后，日子越来越好，家中盖了房子，孩子上了学……
　　和大多数农民一样，老哥对生活的要求非常低，他只想平安活着，只想孩子一天天长大，他很知足。
　　我紧锣密鼓地筹划怎么从这里逃出去。这些天来，我一直在想着，父亲身体怎么样了？母亲身体好吗？我是家中唯一的希望，没有了我，这个家就彻底垮了。我必须活着，而且要像多年后的许三多那样，好好活着。
　　那一天，我决定把自己的一切都告诉长发，我要告诉他，家中这几年来发生的一切，告诉他我急需见到家人，请求他帮助我逃离这里。我在这里忧心如焚。
　　然而，长发会答应我吗？我还没有支付血霸买我的那500元钱，我这些天的食宿费用还没有支付，我身上现在只有100元钱，在我临出门暗访的时候，这100元被缝在衣服里，那是我在极度危机状况下的救命钱。

　　那一天，我在厨房里帮工，一直盼望着长发会出现，这个我不知道底细的青年，是我现在唯一的依靠。然而，中午过去了，长发没有出现；下午过去了，长发还没有出现；一直到黄昏来临，我才看到了长发，他是被三轮车送回来的，他躺在三轮车狭窄的车厢里，像一摊泥，似乎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长发浑身是血，似乎披着一张红色的床单。
　　一名打手告诉我们说，长发那天和他们一起参加了一场战役，为了争夺血奴。长发被对方的钩镰枪砍伤了，仍然浴血奋战，他们几个人身上也都带着伤。对方人多，他们大败而归。他们不敢住在医院，害怕对方寻仇，就只能回到这座院子里。
　　我擦着长发身上的血渍，心中充满了忧伤。尽管我此前已经预感到了血霸血头们会寻仇厮杀，会像一群蚂蚁和另一群蚂蚁一样打来打去，但是我没有想到受到伤害的是长发。长发是这群流氓中少有的好人。
　　夜晚来临了，医生也来了，是镇子上一个开药店的中年男子，他背着一个印着红十字的药具箱，挽着裤管，一个裤脚低，一个裤脚高，看起来风尘仆仆，好像刚刚从田地里回来，放下锄把，就拿起了药箱。听说文革的时候，他是村子里的赤脚医生，依靠止疼片和红药水，在江湖上混迹多年，打拼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江山。至今，他还是使用止疼片和红药水的顶尖高手，不管是肚子疼，还是肩膀疼，不论是外伤，还是内伤，只要喝了他的止疼片，立刻见效，在这里，在这些没有文化的农民眼中，他是华佗再世，李时珍重生。

　　打开箱子，他又拿出了他的止疼片，给长发灌下去；又拿出他的红药水，涂在长发的伤口上，长发被药水螫得呲牙咧嘴，但是他忍着不吭一声。红药水有消炎作用，对伤口确实有好处。
　　然后，肉瘤来了，他拿着一管猎枪，杀气腾腾，他的身后还跟着十几个打手，他们手中要么拿着砍刀，要么拿着铁管，一个个凶神恶煞。让人望而生畏。
　　“把那些狗日的灭了。”肉瘤说。然后，他带着打手们出门了，他们坐在一辆轰隆隆作响的柴油车上，驶向茫茫的黑暗里。

阿呆

肉瘤临走的时候，把那几只恶犬放脱了。那几只恶犬就像坦克一样，在院子里轰隆隆地驶来驶去，血红的眼睛就像探照灯，它照到的每个人都不寒而栗。
　　从长发身边离开，我回到房间里，看到同房间的四个人都木然地坐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像一尊尊泥塑。勺子又从床铺下翻出一个小瓶子，倒出两粒药丸，一仰脖吞了下去。我感到好奇，就问：“你感冒了？”
　　“没有。”
　　“那你咋吃药？”

　　勺子笑了，他说：“一月卖血十五六次，不吃药哪里有那么多血卖。”他摊开手中的瓶子，我看到瓶子上印着“硫酸亚铁”几个字。下面的说明是：“本品为铁元素补充剂。铁作为造血原料促进血红蛋白合成及红细胞成熟。”我恍然大悟。国家有关条文规定，每六个月才能卖血一次，而这里的很多人每两天卖血一次，而他们的血则依靠药品来“催血”。
　　“今晚要出大事了。”一直闷头抽烟的那个人说，“他们都拿着枪和刀出去了，我估计要有人命案。”
　　院子外是黑蒙蒙的天空，天空中响起了闷雷，偶尔会有一道闪电撕裂了遥远的天幕，像树枝一样悬挂在天边，又一闪即逝。要下大雨了。
　　一个高大的身影站在院子里，看不清他的容貌，只能看到他粗壮的身材，他喊着我的号码，让我赶快到厨房去。
　　走出房间，我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厨房。乡村没有饭店，肉瘤们出门打架了，回来后肯定会很饿，我得和厨师们给他们准备晚饭。我看到老哥也在厨房，他正从三轮车上抱起一捆猪肉，放在案板上。狗日的血头和打手，平时难得在厨房吃一顿饭，要吃就要吃猪肉，而我自从来到这里，还没有吃过一次肉。血奴们也只有在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次肉。
　　老哥卸完车上的食品，就蹲在房檐前抽烟，火光一明一暗，照着他一张愁苦的脸。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我装着若无其事地走近老哥，递给了他一根烟。我悄声说：“老哥，带我出去。”
　　老哥惊讶地抬头看着我，不置可否。
　　我说：“老哥，你看，是这么回事情。我家里有父亲卧病在床，不知道生死，我得赶紧回去看看。回去晚了，我担心见不上一面。”
　　老哥沉默了，他大口大口抽着烟，突然抬起头说：“中。”
　　我走进厨房里，厨师头喊：“灶膛烧红了，快点把炭添上。”我拿起炭锨，向里面扔了两锨潮湿的炭沫，默默祈祷着，这是我在这里扔的最后两铁锨煤炭。
　　老哥起身了，他慢悠悠地走向院门。一只恶犬跑过来，用鼻子亲昵地蹭着他的裤管，老哥手中像变戏法一样，多了一块骨头，扔在了地上，恶犬摇着尾巴，把骨头叼在嘴上。其余的几只恶犬看到了，也欢欢喜喜地跑过来，老哥又把几块骨头扔到地上，它们舒服地哼哼着，讨好地摇着尾巴，老哥在黑暗中向我招招手。
　　我顺着墙角溜到了老哥身边，一只恶犬发现了我，呜呜叫着扑过来，黑暗中它的牙齿像匕首一样亮光闪闪，我吓坏了。老哥低声喊了一句什么，它立刻温顺了，继续锲而不舍地啃它的骨头。其他恶犬只抬头看看我，也将兴趣转移在了爪下的骨头上。
　　我坐上了老哥的三轮车，老哥一路蹬得飞快，耳边风声呼呼刮过，有零星的雨点落在脸上，冰凉冰凉。黑暗中，我听到了老哥粗重的呼吸声，我说：“老哥，换一下，我拉你。”

　　老哥说：“你蹬不了，这和自行车不一样。”
　　一直骑出了很远，看不到那座院子的灯光，老哥将三轮车拐上了一条小路，这才放慢了速度，说：“暂时没事了。”
　　我看着黑暗中的老哥背影，说出了自己一路上的疑惑：“老哥，为什么恶犬不咬你？”
　　老哥悠悠地说：“狗比人好，比人懂事，它知道报恩。我每回送肉的时候，卖肉摊主都会把肉和骨头分离。骨头本来是要扔掉的，我不让他们扔，带回给这些狗吃。你看，它们见了我有多亲。”
　　一道闪电，像刀光一样划破了天空，照得四野一片惨白，接着，雷声隆隆响起，像巨大的铁球滚过遥远的天边。雨声突然密集起来，像千军万马在衔枚疾行，雨点砸在背上，疼痛蔓延全身。借着电光，老哥看到旁边有一颗大树，就骑着三轮车来到了大树下，我们藏在树洞里躲雨。
　　雨越下越大，风越刮越急，借着闪电，我看到荒原上的野草，像波浪一样翻卷着，又像被梳子梳过一样，整齐地排列着。还是在很小的时候，我在野外度过雨夜，乡间的雨夜充满了传奇和精彩，似乎闪电和雷鸣唤醒了每一个幽灵，千山万壑都在发出共鸣，千万种草木都在发出啸声，那种情景很像多年前大型舞剧《东方红》序幕的场景。
　　突然，一道闪电，打在了树上，也打在我们身上，将我们高高抛起，又轻轻摔下，摔在了几丈远的地方。我惊魂未定，睁开眼睛，看到一绺树皮，从树顶到树根，被揭了下来，扔在我们身边。树身上的那一绺惨白，像一柄蛇形剑，在黑暗中熠熠闪光。
　　“哎呀呀，树里面有蛇精啊。”老哥跪在地上拜了两拜，“闪电救了我们的命。”
　　我懵懵不懂地看着他。
　　“大蛇成精后，没处藏身，就藏在了老树里面，老树的中间都是空的。蛇精不用出来，每天都能吃饱。老树会有很多鸟落下来，还会有很多老鼠田鼠松鼠跑进去。这些就够蛇精吃了。” 老哥一本正经地说，“蛇精死不了，除非让雷电击死。这棵树里有蛇精。”
　　很长时间里，我都以为老哥的话是封建迷信，直到几年后与一位大学教授交谈，我才明白了这其中的道理。打雷闪电时，不能站在大树下躲雨，否则会被雷击击伤击死。尖尖的树顶会成为招惹雷电的目标。那天晚上，我们躲藏在了树洞里，被大蛇发现，大蛇蜿蜒而下，想把我们作为美餐。突然，闪电来了，击打在大蛇身上，强大的电流也将我们轰出了几丈远。大蛇死了，而我们却安全了。

　　那天晚上，我正暗自庆幸躲过一劫，突然看到了远处有灯光闪烁，还有汽车的引擎声隐约传来。坏了！一定是肉瘤他们打架回来了。怎么办？
　　老哥的手掌一直在额头上抹来抹去，不知道是抹汗珠，还是在抹雨滴。他也没有了主意。汽车速度很快，眨眼间就来到了跟前，雪亮的灯光打在了我们身上，从车上跳下了几个人……

阿呆

那是一辆绿色大卡车，车厢里坐着十几个人，他们穿着迷彩服，有的手中还拿着短把冲锋枪。
　　我和老哥被带进车厢里，汽车冲破雨幕，继续向前疾驶。我坐在摇摇晃晃的车厢里，突然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我知道，到了这辆汽车的车厢里，也就是到家了。
　　汽车开到那座院子门前时，已有一辆汽车提前到达了，院子的四周都布满了人，然后，院门打开，几只恶犬被厨师长拴在了柱子上，声嘶力竭地吼叫着，粗大的链条被冲击得崩崩作响。这些穿着迷彩服的人从一个个低矮的房间里带出了血奴，血奴们有的呆若木鸡，有的垂头丧气，还有的惊恐不安。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又被装进了汽车里，雨停了，两辆汽车一前一后地开到了县城一座学校里，学校的操场上都有人，站着的，坐着的，蹲着的，从服装和神情上判断出他们都是血奴。操场的周围站满了穿着迷彩服和制服的人，他们是武警和警察。
　　后来我才知道，当天晚上，肉瘤带着一伙流氓与另一伙流氓打架，两伙流氓都动用了枪支，死亡了三个人。流氓和流氓打架，经常会有人受伤，但是从来不会惊动警察，但是，这次不同了，有三个人死亡了。而且，是被枪弹打死的。
　　枪声惊动了巡逻的警察，他们迅速协同赶到的武警，将这些流氓包围了。突击审讯后，警察们惊讶地发现，原来这些人都是血霸和血头，他们便连夜突击，将周边几十里的所有血奴控制起来。第二天刚好是周末，血奴们便被带到县城一所中学的操场里。

　　雨后的操场上，黑压压一片血奴，我没有想到，在这片土地上，居然有这么多的人以卖血为职业。
　　天亮后，所有的血奴都被带到医院里进行血液检查，看是否感染了AI滋病或者其他血液疾病。在去医院的路上，我向一名看守的警察说：“我是记者，我想见你们领导。”
　　警察怀疑地看着我：“记者？哪里的记者？”
　　我还没有回答，旁边一个血奴油腔滑调地说：“你是记者？那我就是省长了。”他的话引来一片笑声。血奴里什么人都有，我曾经听蹬三轮车的老哥说，有些血奴并不是生活所迫才卖血，他们是好吃懒做，自愿卖血的。还有些是逃犯，为了躲避追捕，就卖血。
　　我没有笑，也笑不出来，我对警察说：“我是XX报的记者，在这里暗访。”
　　“你的记者证？”

　　我拿不出来，那时候我根本就没有记者证，上级只分配了报社有限的记者证，全部被领导和后勤工作的那些有关系的人瓜分了，在一线采访的记者都没有记者证。再说，即使有，我也不可能出来暗访的时候带在身上。
　　我说：“我真的是记者。”我走出了队伍。
　　一名领导模样的人走过来，我再次向他说自己是记者，是来暗访的。那位领导很重视，他让身边一个武警带着我先回去。
　　来到了公安局里，我说出了自己的姓名、单位的电话号码、单位领导的名字、单位地址，一名警察拨打了报社的电话，然后让我在旁边一间小房间里等候。
　　我确定，他们相信了我的话。

　　午饭过后，报社主任来了，随同的还有报社的司机，他们站在门口，惊讶地看着我，泪水盈眶。我也觉得自己像劫后重生一样，泪流满面。
　　他们拿着报社的证明，把我领走了。
　　坐在摇摇晃晃的小轿车里，我的眼泪被颠出来了，那是幸福的泪花。我看着窗外，真切地感觉到了这是回城的道路，是回报社的道路，不是回血奴们居住的那座院子。我感到幸福无比。
　　后来听说，这些血奴们都进行了身体检查，查出了几粒AI滋病，还抓到了一些逃犯。

　　长发只是外伤，身体没有大碍。那些流氓们都被抓了，还有的被判了刑。
　　曾经危害一方的血奴群落被彻底铲除了。
　　多年过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血奴群落，这个群落也不复存在了。

阿呆

【暗访酒托群体】
　　回到报社后，我赶紧给家中打了一个电话，我牵挂着父亲的病情。
　　那时候，家中还没有装电话，全村也只有村口的小卖部有一部电话。后来我听说，每次我打来电话，小卖部的老板就跑出来，站在村道上喊着：“李嫂，你儿子电话来了。”母亲就从家门口跑出来，一口气跑到小卖部里，拿起话筒。每次我都能听到她气喘吁吁的声音，总要过上半分钟才能说出话来，我说：“妈，你跑什么？摔一跤怎么办？”妈妈说：“长途电话啊，一分钟很多钱呢。”我说：“我这是在单位打电话，是公家的电话，不要我掏钱。”妈妈严肃地说：“公家的钱也是钱嘛！”总是没说几句话，她就急急忙忙挂断了电话。

　　那时候，妈妈总是在电话中说，家中一切都好，让我不要牵挂，父亲的身体越来越好了。也是在后来，我听小卖部的老板说，妈妈担心我牵挂家里，不能好好工作，每次都是在骗我，其实那时候家中生活非常艰难，父亲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我以前回家的时候，带给父亲的红山茶香烟和郎酒，都被母亲贱卖给了这家小卖部的老板，一条红山茶那时候45元，母亲只卖30元；一瓶郎酒50元，母亲也只卖30元。这家小卖部的老板说，这些高档烟酒在小卖部根本就卖不动，农民都很穷，谁能消费得起？但是母亲又等着钱用，他就只好自己掏钱买了，然后自己抽，自己喝。

　　我还记得和父亲去医院检查身体的一个场景，那时候父亲还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疾病，他总是相信医学这么发达，有病都能治好。那时候我还在北方那座小县城里做着一个小公务员，清水衙门，除过工资没有任何外快。有一天，我们站在医生办公室的门外，看着门里一个比父亲年龄能大几岁的老汉，坐在一张凳子上，和医生一桌相隔。医生问：“你这病想不想治？”老汉说：“有病总要治啊。”医生说：“需要两万元。”老汉说：“这么多？那还不如让我死了。”然后，老汉就气昂昂地走了出来，身后跟着他的儿子和女婿。父亲悄悄对我说：“唉，庄户人恓惶啊。有了大病就只能等死。”

　　父亲一直没有忘记那个老汉，以至于过了很久还会向我提起那个老汉，“不知道他现在活着没有？”父亲说话的时候，满眼都是凄凉的神情。
　　我一直觉得中国农民是最伟大的，他们吃苦耐劳，沉默寡言，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淳朴最勤劳的人，他们付出了自己一生的所有，而得到的仅仅是温饱，有时候连温饱都得不到。他们在死亡面前镇定自若，他们看待死亡的那份从容和英勇，又有谁能够比得上？
　　也是在不久，父亲也知道了自己要面对死亡。那天，我们住在医院旁边一间旅社的小房间里，我犹豫了再犹豫，终于向母亲说出了父亲的病情，说这种名叫癌症的疾病，目前医学上还无法治愈。母亲说：“既然这样，那就让你爸知道吧。”我现在还能记得，母亲走进房间里告诉了父亲这一切，躺在床上一直忍受着疼痛的父亲一骨碌爬起来，说了句：“走！回家！不看病了！”然后就自己走了出去。

　　这些年来，我一直后悔，当时自己没有钱，没有把父亲留住。每次想到这里，我就泪流满面。这些年，我拼命工作，努力赚钱，就是为了弥补自己当初的遗憾。
　　这一辈子，我要倾尽我的所有，让母亲过上好日子。
　　其实，决定来到南方时，和父亲告别的那一次，是我们父子在一起的最后一面，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父亲。以后所有关于父亲的事情，都是听别人转述的。
　　听妹妹说，那天，老家下雨了，雨很大，父亲艰难地爬起身，准备上厕所的时候，在院子里滑了一跤，胳膊被摔断了。父亲爬起身，左手捏着右臂，感觉小臂完全与胳膊脱离，只连着一圈皮肉。妹妹也看到了，她赶忙跑得父亲身边，要送父亲去医院，父亲说：“算了，等死的人，断就断了吧，省得再花钱。”他疼得满头大汗，可就是坚持不去医院。

　　母亲也赶来了，但是看到这种情景，她也没有了主意。妹妹哭着让父亲去医院，可是父亲心疼钱，他知道只要进了医院，没有几千元就无法走出来。我们家那时候哪里有几千元啊！
　　妹妹没有办法，就去了村口打我的传呼，那时候我没有手机，只有一个数字传呼，但是，没有回应。按照时间推算，那时候我应该是在血奴群落里暗访。数字传呼放在了报社里，并且关机了。这个数字传呼以后还把我害惨了，让我没有见到父亲最后一面。
　　妹妹找不到我，只好又打弟弟房东的电话，那时候弟弟初中毕业，在县城蹬三轮车，租住在一户人家，那户人家装有电话。那时候，刚好弟弟在家吃晚饭。弟弟听到父亲这种情况，就说：“无论如何都要送到医院里，就是砸锅卖铁也要给爸看病。”妹妹心中一下子有了主意。
　　那天晚上，父亲躺在架子车里，妹妹在前面拉着，母亲在后面掀着，一步步在黑暗中走向镇医院。镇医院距离我家还有十几里，道路泥泞，她们一路上不知摔了多少次，半夜的时候，她们才一身泥土出现在镇医院的门口。
　　全家三口人走在去镇医院路上的时候，十几岁的弟弟骑着三轮车从县城往家赶。那时候已经没有班车了，雇出租车，弟弟又没有那么多钱，那时候弟弟身上只有50元钱，这是弟弟所有的积蓄。刚刚下过雨的道路非常湿滑，弟弟好几次都差点滑到深沟里。快到半夜的时候，突然从路边树林里冲出了几个人，他们打着手电筒，拦住了弟弟，弟弟害怕极了，还以为遇到了抢匪，那几个人把弟弟一把从三轮车上拽下来，然后要弟弟拿出营运证。在县城里跑三轮车拉人拉货，都需要办理营运证，缴纳营运费。弟弟苦苦哀求他们，说家中有病人等着，求他们快点放过自己。他们要弟弟缴纳罚款，一张口就是300元。弟弟说：“好我的叔叔呢，能看我这破车值不值300元。”他们不管，就要钱。后来，他们从弟弟身上搜走了仅有的50元，才放弟弟离开了。

　　弟弟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天亮了。他没有喝一口水，又跑到医院里看望父亲。
　　那些天里，所有人都联系不到我，弟弟变卖家中所有的东西，给父亲治病。十几岁的弟弟一下子长大成人了。
　　这些年来，只要一写到父亲，只要一想到父亲，我就流下眼泪。此刻，我已经说不出什么，写不出什么，只有眼泪流下来……

阿呆

在父亲患病的那几年里，我在书本上不敢看到“癌症”这两个字，在电视电影中不敢看到出殡的场面，一看到就难受不已，我就会想到父亲。
　　弟弟在家中变卖财产的时候，我还在血奴群落里暗访，我并不知道家中发生的这一切，其实，就算我知道了，我又能帮上多大的忙？我是一个穷记者，一个从事着最艰苦劳动，却又收入最微薄的记者。
　　记者可以分好多种，也有很多条路可以走，而我是走着最艰苦的那条路，最难走的那条路，付出牺牲最大的那条路。
　　有一种记者以敲诈为生，他们听说哪里有人死了，哪里食物中毒了，立刻就比兔子跑得还快，他们装模作样地采访，然后拿着证据去与事主谈判，事主害怕曝光，就给了“封口费”。我有一个同事，知道有一个煤矿死了两个人，就以登报相要挟，硬是要了煤矿矿主10万元，几天后，他开着一辆崭新的桑塔纳来上班，我问开谁的，他骄傲地说：是我新买的。还有一个同事，听说附近小城市有一群孩子吃了学校的饭菜都住进了医院，感觉到有利可图，就开着了一辆摩托车连夜赶过去，与那所学校的校长谈判，要了七万元的“封口费”。事后，他自豪地对我说：“多亏我有摩托车，赶过去的时候，那些孩子马上就要出院了，再晚几分钟就没有机会了。”记者群中有一群这样的记者，但是这种记者是极个别的，却影响极坏，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此类记者主要集中在山西和福建。山西煤矿众多，安全措施又不健全，三天两头出事，这类记者就闻风出动，敲诈勒索。山西还有很多农民也在冒充记者，或者向这样的败类记者报料，这已经成为了一种职业。福建假冒伪劣产品较多，这样的记者苍蝇逐臭般也聚集了很多，他们行使工商的权力，打假为名，要钱是真。有的小报小刊记者呼风唤雨，能耐很大，只要听说哪里出事了，立马吆喝所有媒体记者到场，事主见到这种场面，就得大出血。

　　多行不义必自毙，我以前一位同事，现在就还蹲在监狱中。他屡次敲诈得手，利令智昏，居然敲诈到了看守所的头上。最后不但没有得到钱，还把自己送进去了。
　　这样的记者我不齿于去做，也不愿意去做。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是我为人处世的原则。
还有一种记者，行内叫做跑口记者，或者叫跑线记者。这类记者主要以宣传为主，类似于以前报纸尚未走向市场化的记者模式。他们前一天晚上会接到相关部门的通知：明天几点领导有什么活动，会有什么会议，会议有什么内容，会去哪里检查工作。第二天，他们就随行，食宿全包，还能领到红包，行内叫做车马费。分手时，还会领到一份“新闻通稿”，这样的稿件稍微加工一下，就能见报。领导活动和会议稿件的车马费还不够多，最多也就几百元，最多的是那些企业活动或者企业开业时所给的车马费。企业推出一种新产品，上市前需要宣传，就会邀请记者，这样的活动时间都很短，结束后，记者会领到厚厚的红包和新闻通稿。红包一般都在千元以上，有的甚至还发电子产品，电视机啦手机啦等等。回去后也不担心稿件不能见报，因为企业已经在报社打通了关节。这样的记者最舒服了，就连初中毕业生也能干得很好。行内行外都在说：“记者门槛低，谁都能做。”也就是指这一类记者。

　　这样的记者很舒服，但是我没有机会做，也不屑于做。跑这种线的记者都是关系户。那时候，我有自己的新闻理想，我不想过这种寄生虫一样的生活。那时候，我血气方刚，英姿勃勃，总想着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我没有线，没有口，所以注定了我没有线索，也注定了这种职业生涯是很艰苦的；我不愿找寻“封口费”，也注定了我不会有“横财”，注定了我生活贫穷。
　　一个报社的部门可以分好多种：热线部、时政部、特稿部、财经部、体育部、娱乐部；编辑部、出版部、技术部等等，前六种是针对记者设立的部门。热线部就是每天跑报料电话，哪里垃圾没人管，哪里有人要跳楼等等，这一般都是刚刚进报社的记者在做；时政部和财经部就是我所说的那些跑口记者；体育部关注体育赛事，报道赛事进程；娱乐部专门追星，王菲的女儿是兔唇，刘德华和谁手拉手大街上走，确实十分地无聊。娱乐部的车马费也是比较丰厚的，哪部大片要上演了，哪个歌星来举办演唱会，他们不但能领到免费的电影票演唱会票，还能领到车马费；大牌歌星给的钱反而少些，刚出道的急于成名的歌星给的更丰厚。

　　剩下的就是特稿部，一个报社的特稿部充其量只有三五个人，我一从事这种工作，就进入的是特稿部，人们都说特稿部是一个报社精英聚集的地方，特稿代表了一张报纸的最高水平，但是，在新闻越来越琐碎化，越来越快餐化的今天，特稿也越来越难写，也越来越不被重视。有时候，写一篇特稿需要半个月一个月，而稿分工资并不高，付出与收入不成正比。在知名报社里，特稿部记者的收入还可以，在无名报纸里，特稿部记者收入很微薄。

　　可惜的是，我所在的这家报社，就是一张无名报纸，在这座城市排列最后。

阿呆

寻找客户要从三个地方找，一个是QQ上，一个是一YE情网站上，还有一个是征婚网站。
　　那时候的网络刚刚普及，家庭里能够买得起电脑的，都是有钱人，只要知道对方是在家中上网，就想方设法约他出来，根本就不用怀疑对方的经济实力。
　　QQ上怎么查找？先登陆，然后点击右下角的“查找”，弹出一个窗口，点击最下面的“QQ交友中心搜索”，页面会变换为“精确条件”，然后选择你所在的省份和城市，年龄设置为20-40岁，性别为男，因为这个年龄的男子一般好冲动，或者叫花心，然后再点“查找”。这样就会出现很多符合条件的男子，你想加谁就加谁。
　　自从有了QQ后，骗子们的技术也与时俱进，花样翻新。不但酒托和键盘手盯上了QQ，而且妓女、营销员、声讯台的骗子也都盯上了。我曾经暗访过一个声讯台，声讯小姐现场演示说，她们这个行业以前是靠到处乱贴广告，或者在报纸上登载广告做宣传，现在那些方法都过时了，他们现在只在QQ上找0-15岁的小男孩，加上他，然后留言说：“你们班一个女生喜欢你，想知道谁吗？请拨打我的电话9XXXXXXX。”或者是：“我和你同校不同班，暗暗喜欢你，想知道我是谁？请你拨打我的电话9XXXXXXX。”这个号码就是声讯台的号码，一分钟两三元钱，只要电话接通，声讯小姐想方设法勾引小男生，让他延长通话时间，给小男孩讲故事，唱情歌……单纯的小男孩像吃了鸦片一样，每天都要身不由己地打电话给声讯小姐，最后一算，电话费几百上千元。孩子通话，父母买单。声讯台还很猖狂，你想告它也很难打赢官司，电话是你自愿打的。如果你不交话费，它还会告你的。至于声讯台怎么来的？为什么这样猖狂？大家想想就知道了。

　　阿强说，在QQ上找人时，一般选择在晚上，这样成功的几率比较大。夜晚12点以后，依然泡在网上的男人，要么是单身，要么就是夫妻感情不好，或者是花心男人。这时候，你一找一个准。加上他，没有聊几句，他自己就提出了XING要求，你爽快答应，然后要到他的电话号码，或者传呼号就行了。
　　我经常会通宵上网，或者通宵看书，QQ就一直挂在网上，很多次，后半夜的时候，QQ头像就会闪烁，打开一看，都是女性。这些人的身份都有：妓女、收费LUO体视频、商品推销员，当然也有键盘手。前几种身份的人，你一看就能识破，置之不理。而键盘手则让你难以识别，键盘手是男的，但是他伪装的头像是女的，性别一栏也填写女的，“他”会对你问寒问暖，关怀备至，春风化雨一般，消融了你心中的防线，“他”会诱惑你说出电话号码，然后让你一步步走进“他”构筑已久的温柔陷阱。你一直到自己被骗了，一直到被宰得遍体鳞伤，你都不会知道，这个诱骗你的人是一个男人。

　　在一YE情网站上寻找猎物，更是如鱼得水。注册一YE情网站的男子，都是抱着不纯的目的，键盘手也在这类网站上注册一个用户，性别当然也是女性，给男用户留下自己的QQ号码，果然，过不长时间，这个男子就会加你，自愿走进圈套。
　　如果说前面两种骗人手法不道德，那么征婚网站上骗人更加不道德，人家男子是抱着恋爱结婚的目的注册这类网站的，而键盘手闯进这类网站里，就像野猪闯进了菜园里，胡吃乱啃，一片狼藉，他看到谁谁就倒霉，喜欢加谁就加谁。键盘手口中的自己都条件非常好，办公室白领，身材高挑，容貌出众，年方二十，这样的女子很容易让男子动心，尤其是急于找女朋友的纯真男子。几句交流后，键盘手就会要男子的电话号码或者传呼号，毫无防范的男子也会给的，这样，也被诱进了圈套。

　　键盘手要到了你的电话号码，马上就会告诉主管。但是，键盘手绝对不会告诉你自己的电话号码，因为键盘手和你所见到的酒托就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性别。
　　键盘手和酒托从来不会见面。键盘手也不知道谁是酒托，酒托是谁。
　　键盘手和酒托之间的桥梁是主管。主管掌握着酒托的电话，很多酒托的很多电话。
　　但是，主管也和酒托不见面，主管也不知道酒托长什么样子。
　　在这个罪恶的黑色利益链条中，每一环都紧密相扣，所有的受骗者，我可以肯定地说，所有的受骗着，都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受骗的。受骗者所知道的，所见到的只有酒托，他不知道酒托只是其中的一个链条，他不知道这个黑色的利益链。

　　我常常想，设置出这个黑色利益链的人，绝对是骗子中的顶尖高手。

阿呆

初中时候学过鲁迅先生的小说《孔乙己》，里面有一段至今还记得：“掌柜是一副凶杀脸，主顾也没有好声气，教人活泼不得；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鲁迅的杂文——那些教科书上所认为的匕首和投枪，让年小的我们头疼不已，我们看不懂，我们体会不到匕首和投枪的威力，我们只感到一团乱麻，越理越乱，我们无法理解那些编写教材的人为什么要把这样难以理解的，对孩子来说是一种摧残，戕杀孩子学习兴趣的文章，强行地塞给我们。鲁迅的杂文也许是一桌满汉全席，但是，对少年的我们来说，那是一桌发馊了的满汉全席，它的营养价值还比不上一颗大白兔奶糖。后来，当我看到某某作家声称他的营养师是鲁迅，他精研鲁迅的作品，我就哑然失笑，我怀疑说这话的所谓作家只是初中文化程度，他的见解和观点只是初中语文课堂上的照本宣科；或者这位作家在用鲁迅先生给自己脸上贴金，因为鲁迅是抬捧起来的神像一样的伟大人物，不容亵渎和质疑，精研他老人家的作品就表示自己有高深的学问，而质疑他则表示自己没有文化。

　　鲁迅的杂文实在不敢恭维，因为直到现在看起来都味同嚼蜡，然而鲁迅的短篇小说中，却有部分经典，像这个《孔乙己》，而那些被人捧为具有伟大意义的小说，反而是最难以卒读的，比如《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我常常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难道是我们的欣赏水平出现偏差？
　　在键盘手聚居的这个出租屋里，我常常会想起鲁迅的《孔乙己》，想起那个小学徒，他天天盼望着孔乙己来，他在那里寄人篱下，仰人鼻息，每日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在这间出租屋里，我就是那个小学徒。不同的是，他还有孔乙己可以见，还可以笑几声，而我每天见到的都是这几张没有清洗干净的变态丑陋的脸，我每天都笑不出来。
　　主管只要走出了这间房屋，就会在外面锁上房门。有时候，他白天会出去，这主要是买菜和查看银行卡。他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小本子上记录着每个键盘手每天的工作业绩：键盘手钓到的客户姓名、客户的电话或传呼、接待客户的酒托代号、客户消费的金额。每天夜晚后半夜，有时候是凌晨，主管就会接到一个神秘的电话，这个电话告诉主管当天晚上的消费情况，主管就拿出笔，在这个小本子上勾勾划划。第二天，他就会当着所有人的面宣布，谁昨晚做了几笔业务，谁的提成达到多少钱。这些钱都是有人打进主管的银行卡的。但是，这些钱一直存放在主管的银行卡里，只有当键盘手离开的时候，主管才会分发。

　　在这里，工作的期限是三个月，三个月后离开的时候，才能拿到提成，否则，分文不给。
　　我不会给他们找一个客户，如果找到客户，客户去消费，去受骗，我会感到良心上的不安。
　　我每天都在装模作样地上网，在网站上找客户，在QQ上瞎聊。有的男人抱着纯洁的交女朋友的心态，想认识我，他将自己的一切和盘托出，自己的家庭情况，自己的工资，自己的发展前景，自己的未来规划，遇到这样的男人，我只能虚与委蛇，我为这样纯洁的男人而感到伤心，在这样一个鱼龙混杂的网络时代，你无法知道坐在你电脑对面的是谁，是一个男人，还是一个女人，是一个人，还是一条狗。多年后，网上有一句流行语，叫做：“别留恋哥，哥只是一个传说。”那时候的我想给他们说：“别留恋妹，妹只是一个传说。”当然，那时候的我说不出这样有文采的话。遇到这样的男人，我只能偷偷地从QQ上删除他们。

　　还有一类男人，我一加上后，他就开始献殷勤，献完殷勤就开始性暗示，我装着不懂，他又开始说一些没有穿衣服的赤裸裸的话，这种男人不要钓就会上钩，一叫他，他马上就出来。遇到这种男人，我就会骂一句：“这些话说给你妈妈听。”然后也删除了。
　　可是，就有些男人很不识趣，删除他后，还会加上你，还要纠缠你，还要骚扰你，于是就开始了对骂，这些男人往往比泼妇还要泼妇，所有脏字眼都从他们的指尖以很高的频率流出来，流到了屏幕上。他们说你永远嫁不出去，即使嫁出去了，也会嫁个瘸子哑巴XING变态。我笑着打出：“你说的很对，我永远都不会嫁。”然后，将他拉入黑名单。
　　我想，很多男人为什么会成为酒托的猎物？关键在于没有戒备心，缺少防范意识。
　　键盘手一般会在一两个小时内就搞定一个猎物，如果超过这个时间段，他们就会失去耐心。所以，当你在网上遇到特别殷勤的“女子”，没有交谈几句，就提出要你的电话号码，你不能给。这种人，十有八九就是键盘手。另外的十之一二是妓女。
　　网上的人形形色色，只有在有了较长时间的交往，充分了解了对方后，只有在认识后的第N天，才能告诉对方自己的电话号码。

　　遇到一开始就向你要电话号码的“女子”，你要“她”先提供自己的电话号码，如果她不愿意提供，你就不要告诉自己的；如果你告诉了自己电话号码，而对方没有马上打过来，这种人100%就是键盘手。
　　从键盘手得知了你的电话号码，到酒托打给你，这中间有一个缓冲期，这个时间段长达几个小时。
　　总而言之一句话，珍惜自己的家庭，珍惜自己，在网上没有非分之想，一般就不会受骗。

阿呆

有时候，主管会在黄昏的时候出去，天亮再回来，他出去的时候，就会锁上房门。我曾经观察过，铁锁高悬的房门根本就没法打开，而窗户虽然打开着，但是这是在高高的七楼，站在窗口望下去，下面的人像蚂蚁一样小，更不可能跳下去。这个空中楼阁，是无法逃出去的。
　　主管离开后，出租房里的七个人就好像囚犯一样恢复了自由，大家一起撺掇阿强，让阿强在网络上找那些黄色照片和三级片，那时候的黄色网站比较多，途径也是从一些门户网站进去查找，不像今天这样有百度和谷歌，一找就能找到。
　　每当找到了三级片，他们就关上窗户，拉上窗帘，围聚在一台电脑前，聚精会神地观看，房间里鸦雀无声，偶尔会有唾沫滚过喉咙的声音，很响很响。影片中，女主人公淫荡的叫声，像波浪一样激荡在房间的每一寸空间，让听众的每一个毛孔都变得潮湿，都在发涨。每个人都睁大了眼睛，用眼睛抚摸着电脑屏幕，恨不得手臂也伸进屏幕里。但是这时候阿强变得很“纯洁”，他说那没有什么意思，不就是在某一个固定的地点翻来覆去吗？这时候的阿强会打开另一台电脑，也打开自己另一个QQ，和一些网上女孩聊得热火朝天，他最多可以和八个女孩聊天，还丝毫都不影响每一个人的进度。他对着那八个女孩说着不同的甜言蜜语，八个女孩都被他挑逗得爱火焚烧，他在这种虚幻的爱情中，陶醉并满足着，他全然忘记了周边发生的一切。

　　这是逃跑的绝好机会。
　　然而，怎么逃出去？我一直在想着。从七楼到一楼，垂直距离20米。楼下是坚硬的水泥地面，把一颗核桃扔下去，都会摔得粉碎。怎么办？
　　我又想起了上班第一天看到的对面楼层的情景，那个从传销魔窟逃出去的男子，我想效法他，但是，我们这间出租屋里没有床单，只有两床不知道什么时候购买的，散发着霉烂和腐臭的旧棉絮。棉絮已经板结，颜色浑浊，是标准的黑心棉。
　　我又想过大声呼叫，让周围的人听到，可是，我一旦呼叫，就会引起出租房里的他们的注意，他们人多势众，也许听到的人还没有明白怎么回事，我就会受到伤害。而且，这幢楼房很诡异，住户比较少，而且好像都在从事违法活动。
　　还有一种办法，从楼上扔东西下去，让路过的人留意。比如，写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快报警，快救我”的字样，如果有好心人看到了，也许就找到警察来搭救。这种办法在闹市区可以，那里人来人往，但是这里不行，这间出租屋只有一面阳台，阳台下是臭水沟，每天都见不到几个人影。
　　怎么办？
　　我观察了很多天，看到六楼似乎一直没有人居住。我想，如果能够到六楼，我就有办法出去。怎么能够去六楼？

　　我盯上了他们的衣服，他们每人都有几件换洗的衣服。那时候的男孩都喜欢穿牛仔裤，这种裤子的布料很结实，很耐磨，把它们绑在一起就是绳子了。
　　终于有一天夜晚11时，主管出去了，可能是去嫖娼了，其余的人在房间里看三级片，阿强一如既往地和那些女孩子网上热恋，我偷偷地离开了，我先来到厨房，摸出菜刀，然后来到卧室里，从每个人的枕头下抽出牛仔裤，按照线缝，用菜刀分成两片，然后绑在一起，绑成了一条几米长的绳索。
　　阳台上有晾晒衣服的挂钩，一边一个，是用铁条弯曲做成的，我早就注意上了这个挂钩，我曾手拉挂钩，身体悬空，实验挂钩的结实程度。这个挂钩完全能够承受我的体重。我把自制绳索的一头绑在挂钩上，然后双脚踩在阳台护栏上，双手抓紧绳索，双脚蹬着墙面，一步步向下滑去。
　　来到了六楼的阳台外，我一探身，双脚钩住六楼阳台护栏，然后跳了进去。六楼果然没有人住，阳台上一层尘土，纷纷扬扬的尘土冲击得我直想打喷嚏。
　　我掏出打火机，将牛仔裤做成的绳索点燃了，火焰映红了对面楼层紧闭的玻璃窗，一个女人看到了火焰，打开窗户，眺望一会儿，又关上了。那些火焰和她是没有关系的，她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火焰上窜，一路燃烧得蓬蓬勃勃，然而，楼上还是没有任何动静，此刻，他们沉醉在三级片中，吞咽着不断上涌的口水，幻想着自己是片中的男主人公。此刻，即使地震他们也会置之不理。

　　六楼没有人住，我从阳台来到了卧室，借助着朦胧的天色，我看到了一张宽大的木床，此刻，木床正张开双臂，欢迎我的到来。我倒在床上，张开四肢，舒服得直想哆嗦。一首久违了的歌曲在心中荡漾，那首歌曲的名字叫《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现在是夜晚，没有阳光，我在黑暗中闭上眼睛，享受着这种难得的轻松与幸福，朦朦胧胧中，居然睡着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我醒过来了，看着月光如水，柔柔地倾泻在了这张宽大的木床上，远处的楼顶，就像连绵起伏的山峰一样，鳞次栉比，错落有致，宁谧而安详。我好像回到了童年的乡村，睡在打麦场里，头枕着麦秸堆，望着月亮。那种乡村的幸福时光常常出现在我的梦中，让我梦醒时分惆怅万分……突然，楼上传来了惊叫声，接着是杂沓的脚步声，他们来到了七楼的阳台上，乱纷纷地，像一群突然遭到热尿喷击的蚂蚁，他们直到现在，才知道我跑了。

　　然而，他们知道也不顶用，他们在监狱里，我在监狱外。
　　我从容地爬起身，在这幢房子里慢悠悠地转着，卧室、厨房、卫生间、客厅。厨房里还有灶具，我想翻出什么吃的，西红柿什么的都行，但是没有。客厅里还有沙发，我又躺在沙发上，告诉自己，天快亮的时候再走。

阿呆

我在人行道上走着，路灯光将我的身影变得长长长，又变得短短短，我突然感到了极度恐惧，如果前一天晚上，从七楼滑到六楼，如果突然失手，如果绳子崩断，我就会掉落在坚硬的水泥地面上，我就会一命呜呼，我“英勇殉职”了，也没有人知道我是谁。他们可能会将我当成小偷，可能当成清洗玻璃墙面的蜘蛛人……我不敢想下去。
　　一辆出租车悄没声息地停在我的身边，我挥挥手，出租车开走了；又来了一辆出租车，按着喇叭提示我，我装着没有听见。我身上没有一分钱，我做了一年记者，而我现在是这座城市里最贫穷的人。

　　我现在已经没有了工作，在那家垂死挣扎的报社上班和没有工作是一样的，都同样没有工资。而我还在暗访，还在防止那些比我有钱的人上当受骗，我这是为什么？我这篇稿件投寄给别的报纸，能刊发吗？能换来一张坚挺的人民币吗？我想着想着，眼泪就掉落下来。
　　走上了一条岔路口，我回头看看黑暗中的那幢楼房，它已经模糊在了无边的夜色中。我觉得很对不起六楼的那户人家，他们平白无故地受到我的破坏，实在太冤枉了。我告诉自己，以后有钱的时候，一定要找到这户人家，看望他们，赔偿他们的损失。
　　那天晚上，我一直走了三四个小时，才在黎明时分回到了我的房间，我租住在城中村一幢民房的顶层。
　　我一来到这座城市后，就居住在这里。每月支付70元的房租。
　　我的房间是在一幢两层楼房上加盖的，房间非常狭小，一张床就占据了大半个空间。通往房间的楼梯是用钢筋焊成的，踩上去就会摇摇晃晃，楼梯同样狭窄，只能容一个人通过，经常要等到上楼的人先上来了，下楼的人才能下去。这还不是最难受的，最难受的是夏天里房间的温度，经过了一天暴晒，房间里的温度能够把鸡蛋煮熟。但是，我还只能睡在这里面，我也只能租得起这样条件的房子。我没有钱。

　　那时候，我经常在采访的时候，走进了一些居民的家中，他们的防盗门刚买了就打不开了，他们的厨房进水了，他们掏的是真皮沙发的价格而买的是劣质人造皮革沙发……那些人的房子豪华得让我惊叹，要进到房间先要脱鞋子，他们房间里家具齐全家电齐全，我那时候在替他们维权，居住在蒸笼民房里的我在替居住在豪宅里的人维权。
　　那时候我是一个文学青年，经常会想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我买了很多图书，我还随身带着一把笛子，我会吹奏很多首乐曲，经常地，《扬鞭催马运粮忙》的乐曲会飘荡在一排排低矮的民房上空，让听到乐曲的每一个人都暗自陶醉。我有十多年的笛子经验，那时候家里穷，只买得起笛子，如果能买得起钢琴，我可能以后就是钢琴演奏家。
　　那时候，我还丝毫感觉不到自己的苦难，我只是拼力向前，现在回过头去，感觉自己竟然是从那样恶劣艰苦的环境中冲杀出来的。想起来都想流泪。
　　那时候单位发不出工资，我的生活极度困苦，有一次，我在门外粗糙的水泥墙面上用粉笔写了一行字“意志战胜一切”，写的是繁体字，“战”写成了“戰”。那时候我的确是咬着牙关走过了那段艰苦岁月。
　　2006年，我因为出差，又来到了这座曾经工作过一段时间的城市。2006年的我已经有了几万元存款，并且在一家很著名的报社做首席记者。那时候的我几乎忘记了自己曾有过这样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然而，一下飞机，一来到这座城市，双脚一踏上这座城市的地面，往日的一切立刻浮现，立刻历历在目。我想起了当初没有钱而在午夜的大街上行走的情景，我想起了每天都在精打细算着吃饭，不敢多花一分钱，我想起了暗访酒托而稿件卖不出去的尴尬出镜。

　　我来到了那幢楼房所在的地方，我想看看那户位于六楼的人家，我想给他们赔偿，尽管这个赔偿已经迟到了六年。但是，我已经找不到他们了，那幢楼房所在的地方，如今盖起了一幢金碧辉煌的大酒店。
　　我又去寻找自己曾经居住的那间民房。那条小巷还在，巷口一家卖面条的店铺也还在，那家的面条叫做“嫁女面”，我那时候每逢发了工资就来到这里吃一大碗面条。巷子里的那棵老槐树也还在，我那时候经常会在老槐树下看书。继续往里走，突然就看到了我居住的那个院子，院门没有任何变化；走进去，在最里面看到了我居住过的那间房屋，孤零零地矗立在楼顶，房门前的那一行粉笔字也还在。意志戰胜一切。我实在没有想到它居然还在，只是字迹没有原来清晰，我是在看到这行粉笔字后才想起了我当初写字的情景。我的眼泪流了下来，我仿佛又回到了六年前那些艰难困苦的日子。时光倒流，我就是从这里一步步走出来的，走到了今天。

　　我一定会好好珍惜自己今天的所有。
　　那天，我在那间房屋前站立了很久，一直到黄昏。我从门缝望进去，看到里面空无一物，墙壁上还是我当初裱糊的报纸，难道这六年来，这间房屋再也没有人住过？

阿呆

离开了键盘手的生活，我回到报社，报社依然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很多人都不上班了，人心浮动，报社每天的稿件都是从网上扒下来的，原文照登。我想，我也许应该重新找到一家报社。我相信我的实力。
　　还有，不找报社的工作，我不知道我还能干什么。

　　我一家一家找到同城的报社，拿着自己发表的一些文章，主要是一些暗访，找到同城报社的人事部或者总编办公室。那些和我年龄相差无几，或者比我年龄更小的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办公室白领们，他们衣着整洁，皮肤白皙，显然没有像我这样长期经受了风吹雨打日头晒，他们连我的作品看也不看，冷冰冰地对我说：“我们这里不要人。”
　　我垂头丧气，无言地离开一家家报社，独自走在大街上。南方炽烈的阳光照耀着我，我的心头充满了火一样的焦渴，后来，我走累了，我蜷缩在街角，看着一辆辆拉着人的三轮车经过，我很羡慕这些三轮车夫，他们有自己的车子，有自己的生意，他们每天都有收入，而我什么都没有，我在坐吃山空。
　　那段时间里，有一家行业内的报纸在招人，我听说后，就急急忙忙跑过去了。在去之前，我特意用身上仅有的10元钱，买了一盒红“云烟”，那家报纸的编辑部主任接待了我，他和我坐在阳台上，阳台上有茶几有凳子。我刚准备拿出自己特意买的云烟，就看到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盒软中华，他抽出了一根，准备点燃的时候，突然想起了我，问我要不要？我赶紧说自己不会抽烟。我的手放在背包里，背包里装着那盒云烟，被我的手摸得汗涔涔的。

　　编辑部主任先向我吹嘘了一通自己，说他以前在电视台是主任，现在来到这家报社支援，他有一系列规划，会在一年内让这家报社打赢翻身仗。接着，他问我能做什么。我拿出自己的作品剪贴本，毕恭毕敬地递给他。他随手翻了两页后，就还给了我，让我等候通知。
　　我只好怅然而归。我知道“等候通知”只是一句冠冕堂皇的话。
　　当天夜晚，我没有钱吃晚饭，只好饿着肚子。我大口大口地吞咽着自来水，把它当成了雨露琼浆。
　　第二天，我开始了卖书。这也是我家中唯一能够卖的东西。
　　那些书都是我这一年来省吃俭用购买的，而现在，我只能像废品一样地贱卖了。
　　手捧着这些书籍，我泪眼婆娑，我想起了当初购买它们的情景，每一本书籍的购买过程都是一个故事，我经常像孩子一样珍爱他们，而现在，我却要亲手卖掉他们。我想起了秦琼卖马，想起了《说唐》中写到这一段时的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我在上初中第一次阅读《说唐》的时候就能背诵：鱼陷青沙滩，马陷淤泥湾，茫茫雨不断，何时见青天？现在看来，这简直就不是诗歌，而是赵本山说的顺口溜。

　　在卖掉这些书籍前，我加紧再把书中的精彩章节阅读一遍，然后走很远的路，送到废品收购站。这条巷子里经常会有人骑着三轮车喊叫：“收废品了！”他们的收购价格是书籍一斤四角钱，而我拿到废品收购站，可以卖到一斤五角钱。
　　我卖光了所有的书籍，只剩下一本《博尔赫斯作品选》，这本和我一同经历了暗访的书籍，是我的患难朋友，我舍不得卖掉，现在，这本书籍我还保存着。
　　我当时没有想到，在我当记者一年后，还是如此赤贫。我又回到了一年前居住在旅社通铺的日子。
　　卖完了书籍，我已经没有东西可卖了，怎么办？
　　有一天，我正坐在房子里发愁，突然听到楼下传来一阵喧哗，原来，二楼新搬来了一户人。这家的男主人是三轮车夫，他有一辆崭新的三轮车。
　　我突然眼前一亮。
　　我没有钱，我买不起三轮车，但是我可以租车，我每天晚上在他回家后，骑着他的三轮车揽客，每天给他上缴10元钱的租车费。他爽快地答应了。
　　我用一个小时学会了蹬三轮车。
　　此后，三轮车的群体中多了一名沉默寡言的青年，他总是低着头蹬车，害怕遇到熟人，他戴着一顶破旧的草帽，将三轮车蹬得飞快。破帽遮颜过闹市。遇到等客的时候，他就会从怀中掏出一本书阅读。
　　这个三轮车夫就是我。
　　遇到清闲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正在暗访的酒托。我要将酒托暗访完毕，我把这个稿件投寄给别的报社，兴许会换来稿费。

阿呆

一名服务生走过来了，手上端着一碟葵花籽。葵花籽一放在桌面上，酒托就忙不迭地啃了起来。
　　我说：“我真的忘记带钱包了，真的。”我对酒托和服务生说着，并翻开了自己的口袋。
　　两个服务生过来了，他们不由分说就开始搜身，从裤子口袋里搜出了一把零钞，都是一元两元的，最大的面额是五元。先前的那个服务生说：“他妈的一把零钱，你是干什么的？”我没有回答。另一个服务生打了我一个耳光说：“你个穷鬼，没钱跑来干什么？这瓜子就要100元钱。这是最低消费。”
　　我可怜巴巴地说“我真的没钱。”
　　一名服务生把那堆零钱数了数，共有50元，他把零钱收起来，问我：“你还欠我们50元，怎么办？”

　　我说：“大哥，我真的没有钱了，我不知道到了酒吧消费会这么贵。”
　　“你是干什么的？”
　　我想，我如果说自己是大学生，可能他们考虑到我没钱，会放了我。我说：“我上师范大学，真的没钱，你看我的钱都是零钱。”
　　服务生说：“师范大学在什么地方？”
　　我曾经去本省的师范大学采访过，我说出了那条街道的名字。也许他们真不知道，他们说：“不会吧？这条街道我怎么没听说过？”
　　我信誓旦旦地说自己是学生，学校真的就在那条街道。他们说：“打电话让你的同学过来送钱。”
　　我没有手机，只有一个数字传呼，被他们搜出来了，放在了桌子上。一个服务生拿起我的传呼，在上面翻页查看信息。我该给谁打电话？该让谁送钱来？我在紧张地思索着。然而，他们说过这句话后，并没有再让我打电话。后来我想，他们可能不敢把自己的手机号码让外界知道。
　　这时候，整个酒吧里只剩下了我一个人，酒托不断地查看自己的手机，不断在电话里说：“再等我一会，再等我一会。”酒托生意很好，业务繁忙。一个服务生走过来说：“你们学校电话多少？我打电话给你们学校，你把妓女带到我们酒吧来。”他大义凛然，义正词严。
　　我说：“学校电话真的忘记了，我们经常也不打。”
　　这个服务生继续纠缠：“那就跟我去派出所一趟，带着妓女喝酒，让派出所把你抓起来。”他说的蛮像一回事。
　　如果是一般的男子，听着这句话肯定会吓坏了，因为能够和酒托来到酒吧的，一般都抱着不纯的目的。但是，现在我反而释然了，就去派出所，到了那里我会表明我的身份，我就可以脱身了。
　　我拿起桌子上的数字传呼，他们没有阻止，可能在他们的眼中，这个数字传呼没有任何用处，他们都有手机。我跟着那名服务生一直走到了甬道口，站在这里能够看到大街上汹涌的人流和穿梭的车辆。服务生突然不走了，他在我的屁股上踢了一脚：“滚，别让我再看到你。”
　　我走出甬道，我没有想到会这样顺利脱身，看到雨后的阳光洒在葱绿的树叶上，也照耀着树叶上的雨滴。两名站在路边的男子，穿着胸前印有老虎的工作服，看看我，又默然回过头来。我继续向前走去，走到了下一个岔路口，一回头，看到那两名身穿老虎服装的男子，就跟在身后不远处。
　　我走过马路，再回头望去，那两名男子消失了。
　　这个酒吧就是黑酒吧，而那些穿黑色老虎制服的男子和酒吧里的服务生都是打手，他们和酒托沆瀣一气，共同欺骗上钩的男子。
　　第二天晚上，我没有跑三轮车，三轮车夫说，他夜晚接了一个活，要给人家搬东西，我就得休息一个晚上。当时，我决心要弄清楚酒托们一天能有多大的业务量，我觉得酒托这个行业内的水越来越深了。酒托后面还有黑恶势力在支撑。
　　酒吧所在的地方，是一幢楼房的楼底。这幢楼房共有五层，从五层可以攀着垂直楼梯上到楼顶。当天黄昏的时候，我就偷偷溜进了楼房里，然后又偷偷攀上了楼顶，爬在楼顶边沿，从这里望去，酒吧门口的一切，马路对面的车站，都一目了然。
　　仅仅过了几分钟，我就看到了昨天带我走进酒吧的那个女子，尽管她换成了别的颜色的衣服，但依然袒胸露乳，妖气十足。那个时侯，这样打扮走在大街上的女人，人们都会当成妓女，但是她不是妓女，她是酒托，妓女的收入又怎么能够比得上酒托？酒托没有任何付出，只是陪着你喝酒，你就要成百上千地大出血，然后她再坐地分赃。这么好的生意，辛辛苦苦的妓女又如何能够比？

　　这个酒托今天穿着绿色的上衣，牛仔短裤，她站在一家店铺的玻璃门口，正在往外打量，我不知道那个上钩的男子在哪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此刻来来往往的人群里，就有一条上钩的蠢鱼，他正在等待着酒托，正在憧憬着和酒托在一起的浪漫而旖旎的时光，他不知道，他是一只可怜的麻雀，正在走进罗网中。

阿呆

几分钟后，酒托走出了玻璃门，边走边向后张望，她在过街斑马线边等了一会儿，然后拨打电话，我看到身后距离她20多米远的地方，有一个男子从皮带上的盒子里掏出手机。那时候，很多有手机的男子都喜欢在皮带上穿一个盒子，盒子上有暗扣，手机就装在盒子里。后来听说这种放置手机的方法给小偷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然后像一阵风一样，男子们不把手机拴在裤腰带上，而改装在口袋里了。又过了几年，手机流行挂在脖子上，像个巨大的项链一样；再过了几年，手机又流行装在套子里，套子套在胳膊上；而现在，男男女女出门都带着一个包，手机都装在包里。

　　那个男子身材矮小，像潘长江一样没有长开。他左右看着，大约在寻找酒托。我看到酒托冷若冰霜，而潘长江笑容满面。
　　酒托走过斑马线，走到了马路这边，她又朝左面走去，那是与酒吧相反的方向。酒托走到了一个街树下面，然后停住了。她又拿出手机，我想，她应该是拨打潘长江的电话。果然，马路那边的潘长江又从裤带里掏出手机。他边接听，边穿过马路。酒托挂断了电话，她密切关注了潘长江的一举一动。
　　潘长江穿过了马路，向酒吧的方向走去，走了十几米远，然后又停住了。我估计这就是酒托电话中交代的第二次约会的地点。
　　自从潘长江出现，到他来到第二个约会地点，他的身后始终若即若离地跟着两个穿老虎“工作服”的男子，而潘长江丝毫也没有留意到。他乐呵呵地，满面春风地，急不可耐地憧憬着与酒托见面，他像一只猴子一样，抓耳挠腮，左顾右盼。
　　酒托看到只有潘长江一个人出现，而且这个人也不像便衣，她现身了。她走到了潘长江面前，两人说着什么，我估计酒托肯定又在问：“你开车来的？”“你做什么工作？”潘长江没有丝毫戒备，他见到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又高大又风骚，笑得嘴角都裂到了耳朵边。
　　然后，他们从我的视线里消失了，他们走进了酒吧里。
　　突然，我又看到了一个酒托，就是昨天和胖子一起喝酒的那个酒托。她的衣服都没有换，她穿着红色短裙，黑色T恤。她带着一个个子很高的男子从酒吧里走出来了。那个男子一路都在激愤地说着什么，一会儿握着拳头，一会儿摊开双手，他看着红短裙，但是，红短裙置之不理。我估计这个个子很高的男子肯定刚才被骗惨了。
　　红短裙走上了斑马线，她要过马路了，高个子也要过马路，他一直跟在红短裙的身后，他很激动，不断地挥舞着手臂。
　　一直站在酒吧附近的两名穿着老虎工作服的打手出现了，他们跟在了高个子的后面。这两名打手不是跟在潘长江身后的那两个。那两个此刻还在酒吧旁边徘徊。
　　糟了！这个高个子今天要挨打。
　　红短裙过了马路后，在一家商店门口停住了，她买了一根冰淇淋，自顾自地吃了起来。高个子还在喋喋不休，说到动情处，他推了红短裙一把，红短裙还是一言不发。突然，一个打手从高个子身后走来，头别向一边，不看高个子，他撞在了高个子身上。两人发生了争吵。这名打手和高个子扭打在一起。另一名打手突然出现了，他从身后抓住高个子的头发，一下子就把高个子掼倒在地。然后，两名打手用皮鞋狠狠地踏着高个子。高个子吓坏了，他抱着头爬起身，狼狈逃窜。

　　红短裙接听电话，向公交车车站方向走去。两名打手像没事人一样，穿过马路，在酒吧附近游荡。
　　刚才只顾看打架，没有留意到又一个酒托出现了，这个酒托我还没有见过，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是以什么方式和上钩的男子接头的。他们一起向酒吧的方向走来，那名男子想拉住酒托的手，酒托好像很害羞地甩开了。
　　这名女子绝对是酒托，从她的穿戴上能够看出来。爬在楼顶上，我能看到她雪白的肩膀，还有两个丰满的乳房，晃来晃去地。薄薄的衣服包着高耸的乳房，像兜着一坨凉粉。
　　果然，他们走进了酒吧。

　　酒吧里又走出了一对男女。女子还是超短裙，毫无例外是酒托。女子径直走过马路，对男子理也不理。她在打电话，走向公交车站的方向。男子蹲在了一棵街树下，抱着头颅，一动不动。最后，又摇摇晃晃离开了。我估计刚才他在哭泣。
　　我低头望去，突然，潘长江和酒托出现了，这名穿着绿色上衣的酒托和潘长江在酒吧里呆了顶多十几分钟，就走出来了。绿上衣自顾自地走过马路，在马路边，她遇到了红短裙，她们装着不认识，没有说一句话。这次，红短裙带的是一名40多岁的男子。
　　潘长江站在马路这边，怅望着马路那边愈走愈远的绿上衣，暗自神伤。他一个人迟疑地向前走去，边走边抽着自己的耳光。几个迎面走来的人惊讶地看着潘长江，潘长江不管不顾，抽完耳光，又用衣袖抹着眼泪。

阿呆

那天晚上，我在楼顶上爬了三个小时，我看到绿上衣先后把五个男子带进了酒吧，红短裙带了四个男子进酒吧。按照这样计算，一个酒托一天最少会骗10名男子，每个男子被宰500元，这应该不算多吧，一个酒托一天就会骗走5000元。这5000元里，键盘手抽取10%，那么酒托抽取的绝对不会低于键盘手，就按照10%计算，一个酒托一天收入500元，一月收入15000元。那时候的15000元，最少相当于现在的30000元。

　　太可怕了！
　　每个酒托和蠢鱼走进酒吧，一般都只会在里面呆一二十分钟，然后，酒托就会带着蠢鱼出来。酒托甩掉了前一个蠢鱼，就会急急忙忙地接待下一个蠢鱼。她们边走边打电话，她们都很忙碌，比妓女还忙碌。
　　和蠢鱼在酒吧的在这一二十分钟里，都会发生哪些故事？酒托又会如何表演？我真的想好好体验一下，可是，我没有钱。
　　到了现在，我的暗访无法再做下去，因为这个暗访需要经费。一个三轮车夫是没有闲钱去给酒托的。
　　我把暗访到的这些材料整理出去，投寄给了几家当时比较有影响的报纸，但是没有回音。
　　我的夜晚依然在三轮车上度过，我奔走在夜晚的风中，汗水洒在夜晚冰凉的街道上。
　　有一天，我正在路灯下边看书边等客，一个50多岁的男子走过来了。他穿着蓝色西裤，白色长衫，戴着近视眼镜，是那个时候最普通的打扮，我猜不出他的身份。
　　他问我看什么书，我不好意思地展开封面，那是我几天前从旧书摊上淘到的一本名叫《蝇王》的长篇小说，是英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戈尔丁的代表作。男子笑着说：“看得懂吗？”

　　我说：“以前有过一本，后来弄丢了，这本是才买的旧书。”
　　男子感到很惊讶，但是他没有继续说《蝇王》，他说：“我想去火车站，去不去？”
　　这里距离火车站足有五六公里，一般人都会打的的，没有人会坐三轮车。看到我迟疑，他说：“时间还早，我想坐着车看看沿路风景。”
　　我答应了。直觉告诉我，这个50多岁的面目白净的男人不是一般人。
　　坐在三轮车上，他问我是哪里人，多大了，家中还有些什么人，我就老老实实地回答了。他听到我的谈话中夹杂着喘息，就说：“别着急，时间还早着呢。你慢慢骑。”
　　我们沿着江边宽阔的马路，慢悠悠地向前行驶，路边不时有携手比肩的情侣，和跑步的老人。偶尔会有小轿车疾驶而过，卷起的落叶吹打在我们的身上。
　　他问：“你以前都做过什么？”

　　我犹豫了一下，就说了自己这些年的经历，这些年的经历一直压抑在心中，一直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现在，我告诉了这个陌生人，这个不会对我造成任何伤害的陌生人，我突然感到轻松了很多。我长出了一口气，心胸豁然开朗。
　　他坐在三轮车里没有说话，我听到他在叹气，声音很轻，像飘落了一片枯叶。过了一会儿，他说：“你有什么联系方式？”
　　我告诉了他我的传呼号码。
　　这段路程我们大约骑了一个小时，来到火车站广场，他下了三轮车，告诉我说：“这几天你的传呼别关机，我会联系你的。”
　　按照路程的长短，他应该给我10元钱，但是他给了50元。我说我没有钱找你，我只要10元钱。他说不要找了，你太不容易了。
　　这句话说得我眼泪差点流下来。
　　我看着他穿过车站广场，夜晚的火车站旅客稀少，我看着他走进了候车大厅，他站在门口向我挥挥手，然后才走进去。
　　离开火车站，我一路都在想着，他是谁，他为什么会说联系我。我突然后悔没有要到他的手机号码，然而，如果他有手机，他就是有钱人，他会把手机号码告诉一个陌生的三轮车夫吗？